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证他所送的每一个领导都拒收呢？那些收了钱的，就会努力为他说话，为他办事，这就意味着存在着隐性的阻力。
不久，调整何无疾的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招聘工业局长。在常委会上讨论这件事时，争论颇多。组织部的刘部长就认为，何无疾这些年来是很有成绩的，工业生产总产值以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尽管发展还是慢一点，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即使有问题，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个人头上。突然调他去搞统战工作，能否适应？我们不能再犯用人不当的错误。如果换个工业局长还不如何无疾怎么办？组织部长这么一说，其他常委们都不吱声了。
古长书早有预料，知道调整何无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没想到组织部刘部长会提出异议，因为在许多干部的任免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时候都是高度一致的。古长书很婉转地说，何无疾同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年来他做了不少工作。可话说回来，调整干部岗位不是否定工作成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我市工业有一个飞跃式的突破性的发展？与我们的前后比，我们每天都在进步；与我们的同级城市比，我们的进步让人汗颜。因为我们的基数太低了，即使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在我们这一届政府要实现工业产值翻番的目标，那么每年要递增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在我看来，局长人选依然非常重要。请大家再议一议。今天可以议而不决，但要谈出一些思路。
大家继续沉默了。想想也是啊，一边是组织部长，一边是市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同意谁的观点，反对谁的观点？这就非常微妙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庸之道，沉默也是一种中庸，至少表明了自己的中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贺建军站出来打破沉默了。他看了看手表，说，“上午的会就开到这里，下午继续开会讨论。我要说的话，放到下午说。”
他要说什么话呢？贺建军打了个埋伏，也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大家到机关食堂吃饭去了，也都在心里暗暗琢磨会议的内容。但无论是怎样一个结果，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以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几个强硬制度为标志，以其前所未有的独创性和开拓性，拉开了金安市新一轮的改革序幕，接下来，必将是一场巨大的难以抗拒的暴风骤雨。无论这场暴风骤雨怎样激烈，怎样残酷，都必将迎来金安的盛世华年。
2004年8月底初稿
2004年11月底再改
2004年12月12日三改
第六部分第58节 后记
这是我继《奈何天》之后的第二部政治小说。《奈何天》出版后，一时间京城就出现了五六个盗版。出版方告诉我，在武汉和南京的盗版中，我的小说竟改成了王跃文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谬误竟然出现在一些地方图书馆和官方网站中。在新近的这部小说定稿的时候，我特别打电话给跃文诉苦，跃文呵呵一笑，说，你要维权才行，抓一个盗版的典型，刹一刹这股歪风。我说我没功夫来打官司，只是希望手头的这部小说不再被盗版，也不再署上你的名字。好不容易写本书，却署上你的名字，这就冤了。
在这部长篇中，描写了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金安市市长的成长历程。小说关注的只有一个焦点：领导的执政智慧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于2004年8月底写完初稿，9月19日中央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天我真是特别高兴，认真地看了电视，后来又反复学习了这份历史性文献。我不敢说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但作为小说题材的关注眯，这个问题我确实思考好久了，因为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故事构架，直到2002年底才动笔。2003年写了一部分发表出来，中途又停过一段时间，写别的东西去了。2004年是集中精力写了大半年。
我自己有十一年的党政机关工作经历，见闻颇多，感受也很多。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为什么要关注执政智慧这个问题？原因是，我们的领导实在是太需要智慧了，太需要提高执政水平了。可能很少有人研究这样一个现象：当下的少数干部，与以往相比，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道德水平却降低了许多。视野开阔了不少，心胸却狭窄了许多。生活节奏加快了不少，自身惰性却增加了许多。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是要娇惯干部，不是要把干部变懒，而是要把干部变得更加智慧，并用他们的智慧来指导工作，以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可是，有的领导并非如此，他们既贪又色，滥用职权，胆大妄为，把敢于犯错误当成自己向道德和法律挑战的一种能耐和气魄。一旦弱智起来，就更加匪夷所思了。在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如某卫生厅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其中一条居然是“女公务员的乳房应当对称”；某市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居然是花二百万元大搞了一场阅兵式；还有个别地方为了形象工程，而大搞违背民意的强行拆迁；有的是一心要干一番造福子孙后代的宏大业绩，结果却办成了遗害百姓后患无穷的坏事；有的则将英明决策使用一种错误的方法去实施，有的将正确方针采用非法的手段去落实。凡此种种，无不让人感到切肤之痛。
不难发现，提高领导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了。我们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贫穷落后，也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而是各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矛盾，严峻地考验着领导们。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要看他们的执政水平了。而真正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便是那些具有相当的执政智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执政水平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民风，也决定着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领导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这可不是空话。无论党派国籍，大凡有成就的政治家，无不把领导工作当成一门艺术来对待的。然而，真正能够把领导工作上升到科学和艺术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多。遗憾的是，现实中，有人总是把领导科学当成玩弄权术，施展伎俩，世故圆滑等不良习气混同起来，这是对领导科学的曲解和贬低，是庸俗政治学在权力场中的直观反映。这样一来，本来是崇高而美好的权力，就变成了龌龊不堪的东西。而当权力肆无忌惮时，权力就变成了灾难和罪恶。
现在有种现象很不正常。如果我说有的领导很优秀，人们就觉得可笑，似乎说只有说他们不好才更符合当官者的形象。这很可怕。党内的腐败毕竟还没到是官必贪的地步，总体上还是好的。我们实事求是地去看问题，就会发现，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又夸大了廉洁程度。这都有失偏颇。礼尚往来一直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已深入骨髓。这个美德渗入官场，就不那么美了。凡是普通官员，几乎都会遇到请客送礼的事，不少卖官鬻爵者都是在这种往来中下马的。其实，我们的不少官员本质上是好的，他们并不想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可慢慢的，少数人就被这种最传统最温柔的方式搞垮了。在送礼者当中，有的纯粹就是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有的并没有这种动机，可是，恰恰就在友好往来中，送礼者用他们的纯朴和善良培育和催生着腐败的机体，这种后果与他们的最初动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这些思考，我把古长书写成了一个复杂的智慧型人物，他收受过礼金，但他能够如数退还；面对种种复杂矛盾，他能够沉着应对；特别是在他当市长后，在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上，他鼓足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臂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并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施政方略。在他身上，总是奔腾着一个智慧型领导的政治激情和改革勇气。
做一个好官，是建设政治文明的首要条件。古长书就希望做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好人，像花一样可爱。他的工作信念就是开拓创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执政为民，他的做人准则就是襟怀坦白。他为官清正廉洁，造福于民，他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他。可是，一个级别并不高的官，光让老百姓喜欢还不行，你想当更大的官，还得让管你的官喜欢你。这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潜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场现实，谁都回避不了的。可光想做好人也不行，“老虎不发威，以为是病猫，”所以有时还得手下无情，拿出一个领导者的魅力和威风来。光想办好事也不行，更重要的要会办事。古长书就有很深的功夫，他能把小事做得可圈可点，把大事做得轰轰烈烈，把难事做得举重若轻，即使在清除腐败分子这类难办的事情上，他也能做得珠圆玉润。他懂得，要想获得赢得群众的广泛爱戴和尊重，就必须保持一个领导者的操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征服人心。在古长书的施政过程中，处处闪耀着别出心裁的智慧光芒。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我笔下的古长书，不是那种“心里只有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圣人，我认为这种人是很少的，而且我很质疑这种人的真实性，心里连自己都没有了，还能有别人吗？古长书只是凡人中的一个，他心里有他自己，有私欲，有毛病，但作为领导，他心里更多的是装着老百姓。他能在实现个人价值与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这部小说花了两年多时间，并且分成两个部分发表出来，全国有近二十家报刊杂志作了转载和连载，甚至还出现了一家报业集团的两家报纸同时决定连载的现象，另一家不得不放弃连载。通过这些转载，在读者中造成了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