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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月印万川。因为川有不同，月就有不同？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下午在论理学中心发言提到的“反对学科本体化”就是说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性，然后再来谈弘道的问题。我特别喜欢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见道是通过人的活动才在历史中凝聚起来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开放性的、待完成的。这不是要贬低道，而是要唤醒我们自己的责任感，激发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中国文化不是神的文化，一切都是从历史中建构起来的。这就是前面讲的，我的道或者说体是阐释性的。
提问：那么，您“原”的那个“道”是什么？
回答：寻找一个可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话语系统，它可以表达我们的利益、价值和理想，可以帮助我们在今天很好的生存发展下去。总之，能够很好的承担起某些时代所需的历史文化功能。
提问：您提到了“汉话汉说”，这是对“汉话胡说”的否定。但是在今天的情境之中，我们如何来避免西方的话语霸权，从而保持我们的话语本身的纯洁？第二，如果说西方闯进了中国，成为了我们现在中国时代问题的系铃人，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他们来担当这个解铃人呢？这个又如何可以避免呢？
回答：我从来没有把西方话语排除在外以求所谓文化的纯粹性。我也不认为有什么解铃系铃的问题。关键要有自信，文化的和生命的。自己的主体性挺立起来了，就根本不存在压迫的问题。鲁迅的拿来主义，我的中体西用，都是这个意思。
提问：您的原道有原来的道，原先的道的意思，这个意义上，道还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吗？
回答：“原”是一个动词，是寻找的意思。
提问：听您的演讲，您的“道”不停的变，包括“时”。但是您所说的未能把握到“传统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您说站稳脚跟，您的脚跟在哪里呢？
回答：我站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吗？知道自己的需要在哪里，自然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儒学的核心价值，“圣人之所以为法”就是传统的核心价值。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和创造力把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的历史中落实显现出来。
提问：您的实用主义要达到什么目标？
回答：“即用建体”，根据这个原则建立一个当代的儒学话语系统。
提问：那么，有用的标准是什么呢？
回答：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吗？不存在这个问题。主体对于自己的利益是什么，自然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否则这样的民族早就沉沦灭绝了。
提问：那么，如何实现利益的一致性呢？
回答：这是一个正义问题。如果它设计的制度没有正义性，那它就不实用了呗。
提问：在重建的过程中，是否丢掉了儒学呢？如何摆脱唯我论的可能呢？
回答：我的重建是以一个民族的利益的满足为目标，不存在唯我论的问题。如果把儒学理解为民族主干的文化系统，那么它最高的原则就是承担起对民族生命塑造和表达的功能。其他，都是第二义的。
书评：现状与展望
■ 止 庵
问：据统计，2003年的书评文章总数与年出新书品种数之比不足千分之一。由此可见，图书评论与图书出版不相适应，图书产出与消费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盲目性。读者面对数量庞大的图书，除了时间上感到有限外，还存在着难辨优劣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读者对书评的需求显得越来越迫切。作为书评专家，您认为图书评论对图书出版有何重要意义？
答：书是“作者之声”，书评是“读者之声”。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要论图书评论对于图书出版的意义，我想就在这里。就作者而言，有些反响，多少算是慰藉；人家真能指点一二，自己还可从中获益。就出版者而言，藉此知道读者口味，对于此后工作不无助益。
假如书评的写作、发表完全是自发的，其间没有任何安排，那么此种反响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一本书所受关注程度；假如一切均出诸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读书未必一定要有想法，有想法未必一定要写文章，所以即便处于前一种情况，也不宜把问题看得过于绝对。正是基于此点，我不大同意在书评与书——尤其是“新书”——之间设定或预期某种比例关系。
我说“书评反映读书人如何想法”，这里读书人其实包括两类；其一是评论家或学者，其一是普通读者。我这说法来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一书。她说，普通读者“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假如评论家或学者写的是——至少自以为是——“公论”，普通读者写的就是一己之见，他并不希望替代别的读者解决“难辨优劣的问题”，虽然自己往往能够分辨清楚。普通读者只是与同样感兴趣的朋友——也是普通读者——就一本书聊聊天而已。别的读者应该能够区分这两种写书评的角色。至于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读者，并非什么“书评专家”。
书评应是“评论”，不是“评判”；即便书评人写成了“评判”，也只代表自家看法。不能因为公开发表，就被视为公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非好的气象。读者读了书评，可能因此而买或不买一本书；但这顶多好比听人劝说，其实也可以不听。
问：目前，我国年出新书种数册数已跃居世界前列，每年都有十万多种新书面世。但好书并没有得到充分和必要的宣传，劣书也没有得到严肃的批评，虽有各种排行榜面世，但此外还有太多值得人们关注的图书。这就迫切需要在出版者和读者之间搭建一个平台。
答：首先要能真正区分“好书”和“劣书”，然后才谈得上分别加以“宣传”或“批评”；然而这种区分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公论”意义上的区分，——大胆说一句，这样的区分如果不当，还不如不加以区分呢。前面我提到“公论”，似乎有所质疑，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假如区分得当，无疑就是公论了。但是在不能确知是否得当之前，言者听者最好都先别把它当成公论。我不是说不作评价，是说应该把它看成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评价，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评价。在这个前提之下，只要言之有据，合情合理，正无妨说出一己的好恶。这样的批评环境，有赖于各方面的认同，其中包括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以及广大读者。
排行榜是另外一个问题。既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定是非，亦不能以集体好恶来定是非。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其被接受可能是个复杂的过程，不能搞“以多数决”。排行榜只反映某一地域某段时间之内读者的购买情况，此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版者或作者容或关心，孰料论家、媒体和读者也大感兴趣。我曾提出设立一个“反排行榜”，旨在强调一本书的价值判断别有标准；这种标准说来并不简单，但至少是在排行榜之外。
问：在书评业——姑且采用这个说法——较发达的美国，既有精选的主要书评摘要，又有全面的书评索引；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既有当前的，又有回溯性的；既有书本式的检索手段，又有最先进的联机检索系统和光盘检索。在我国，书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就有图书评论。请问：目前我国的书评业是一种是什么样的状况？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
答：就我所读到的书评文章而论，我们的“书评业”大概尚属“初级阶段”，甚至“史前阶段”，也许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业”。前面提到，“假如一切均出诸操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问题首先是在这里。出版社出了书，邀人写书评；作者出了书，请人写书评。这种文章，其性质相当于广告，怎么能算真正的书评呢。谈到“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我想应该从书评彻底脱离图书发行销售机制开始。
光是这样，也还远远不够。我也看到不少文章，总是八股写法，缺乏真知灼见。而且常常既是广告或人情文章，又是八股文章。这里有个如何读书的问题，还有个如何写文章的问题。对大多数书评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并来解决。书都不好好读，或读了一无所得，无论如何谈不上写好书评。所以要想“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书评机制”，读书人自己恐怕先要建立一个新的良好的读书机制才行。至于写文章，就更非易事了。但是首要问题还在于写书评的人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即所写的是独立书评。
问：现代意义上的书评与过去的书评应该是有区别的，请您对近现代书评作一简要回顾。
答：我对这一问题缺乏研究，只能讲个大概。《现代汉语词典》把“书评”释义为“评论或介绍书刊的文章”，着眼于“评论或介绍”，先秦诸子书中某些片断，近乎书评的雏形；着眼于“文章”，古人集子里的序跋一类，则是书评的前身了。另外诗话、词话，以及注疏、批点，也与书评不无关系。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书评”，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与现代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类似。从形式来说，主要是白话文写作；从内容来说，属于现代批评。当然此前存在一个准备时期或过渡时期，好比鲁迅写《狂人日记》之前，有刘鹗的《老残游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胡适写《尝试集》之前，有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等；现代书评之前，也有王国维的《书辜氏汤生英译后》之类文章。二十世纪的三位大师——鲁迅、周作人和胡适，都写过不少书评。鲁迅《热风》所收《估》，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所收《情诗》、《》，皆为书评的经典之作。
书评这一形式的诞生，可能与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