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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院的考试远不复杂。读法律当律师也不是成材的重要道路。在中国这个地方，当秘书才是成材的正道。任何地方求发展都必须两手硬，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钻狗洞更重要。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不同，动不动就要拍案而起。而拍案而起后的短兵相接就是诉讼，诉讼就需要律师。
世乱佳人也作贼
“抚长剑，一扬眉。天涯路。江上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当今西方民主社会的精神守望者，但我们唐朝宋朝的诗人早就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尽管人权这面旗帜已被西方人抢在手中，而且死活不肯放下。LSAT核心内容是语言和逻辑，而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便率先推出了逻辑论。中国的吏制曾经领先全世界，但现在我们接班的梯队成员却要到美国、日本去接受培训。今天美国借助LSAT在全国招揽为其所用的青年人，甚至借助LSAT在全世界范围内招降纳叛，而我们的科举没有了，连高考都是问题四起。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了？
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上。中、小学教育是智力开发的启蒙工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用本民族和世界的经典作品去启迪自己的后代。而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中却是充斥着现代作者的低劣作品，有的还是文理不通，更谈不上什么实用和优秀。与同龄人一样，我的启蒙教育是被迫背诵毛著，背得非常痛苦。但看看今天小学生的课本，我真是感到庆幸——学他们的课本还不如背毛著。“世乱佳人还作贼。”搞开发我们用断子绝孙的手段，教育后代用的更是断子绝孙的手段。一个民族在教育自己后代方面都敢胡来，无怪乎高考中作弊不断，无怪乎当上教授后继续作弊剽窃的大有人在。我们对我们的考试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还敢指望什么呢？
文化价值和史家的心志
■ 吴小龙
余英时这位在海内外史学界已经独领风骚若干时日的著名学者，最近在大陆学界又在升温。三联书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分别推出了“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和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前者包括《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方以智晚节考》《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现代儒学的回顾展望》等六部专著；后者则以某论题为中心组织余英时专著、论文中所有文章为其编排方式，编辑了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四卷的主题分别为：《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考察》等。余英时的不少重要文章，都结集在这四卷本的《余英时文集》里了。而且，该社获得了余英时的独家授权，准备接下来把余英时的专著、论文陆续全部出齐。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余英时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对于更为系统深入地探究余氏的学术理论也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说到余英时，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一些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非常相关的往事。比如，他和“冯衣北”就陈寅恪晚年诗文展开的论战——在当时的“弦箭文章”成为一段历史之后，当陈寅恪对“我中华文化”的沦落所表达的“奇哀巨痛”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余英时在他那时的文章里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解读是这种理解的一个重要开端。还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也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了不少颇具启迪的言说话题。而在一场时局动荡的前夕他的演说《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又曾经引起了不尽的反响与回应……
“史学、史家与时代”，是《余英时文集》第一卷的标题，这似乎也是余英时比较注重的一个问题。文集中余英时的一篇同名文章，是他在新亚书院研究所举办的中国文化讲座的演讲记录。余英时在演讲中详述了史家与史料、史家与价值判断、史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的关系；而其中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他评论朗克和王国维的一些话。朗克是对中国近代的新史学影响很大的一位西方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的治史路数中明显看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一曾经颇为人诟病的名言，更是逃不开朗克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干系。余英时也指出，朗克“有一句很有名的话：What really had happened？这句话……就表示说，史学家不应该有主观的判断。”但是余氏却又更强调指出一种相反的情况：几乎所有“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很紧密的。”朗克“反映时代是很深刻的，如果他对于当时的时代没有感情，没有对时代的密切关心，他便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历史来。”说到王国维，则更是如此，“他研究甲骨文，与现实好像没有多大相关，可是他的《殷周制度论》，大家要是看过的话，便可看出这是他在清末民初之际，在社会大变动之际，他所受的感觉的一种反应，决不是与时代没有关系的……我们要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却反映了他对于时代的敏感。王国维的自杀，也是由于他对于时代的敏感。”余英时的这个判断道出的既是实情，更是一个我们习惯于回避的道理：史家对于自己时代的感受和参与，未必一定要直接以政见、时评的方式来表达，而很可能是曲折地以与时局毫无关系的论著来寄托。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这样，陈寅恪的《论》和《柳如是别传》等等也是这样。王国维著《殷周制度论》，实际上是曲折反映了自己感受到的时代之变，并对此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陈寅恪的许多论著亦然。“时代的敏感”以过去的时代为寄托，以史迹和古人为论题来表达、宣抒，而这种言说和书写竟然能够成为经典巨著，这就是一个史家的天才和学力所在，是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
我们曾经爱说“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的极致，恐怕就是要以“史”给人的睿智、理性和激情来面对现实。可是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却是从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套路上来致力于以史为鉴的。在那个时代的大批判式的喧嚣中，不能说没有这以史为鉴方面的一点点意思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却几乎全都蜕变成了影射史学。如今看来，真正能做到给人的睿智、理性和激情来面对现实这一点的，看来—反倒是—些被认为是躲在象牙塔里的史家的“纯学术”著作，是他些与些与现实拉开了相当距离的，论题与时下的现实相去甚远的严肃史著。恰恰是这些鸿篇巨著所给人的史实和启示，它所造成的人在某一历史氛围中的沉浸，所令人感受到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奇哀巨痛”，所传达给人的书写者在反思这一切之际的深沉的悲剧感——正是这一切，才能在读者掩卷沉思之际终于得到一种历史智慧和价值确定。而这样的史著才是史学和史学家对现实的最有分量的参预。
余英时曾经这样叙述过陈寅恪的史著所深切透露的时代悲情及其对余氏自己所产生的精神震撼：“1958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这一精神震荡和自己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道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冷战高潮的时期，报章上的文字都无可避免的受到政治意识的侵蚀。我平时读这些文字，终不能无所存疑。《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这个对于余英时个人的心路历程非常重要的阅读经历，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阅读史的意义是过了很久以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在久经磨难之后，国人终于怅悔无及地发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学界也终于对一些前代学人如王国维、梁济和陈寅恪等人对这种文化价值的失落所表现出来的痛心疾首产生了同感。而与陈寅恪不曾有过任何因缘的二十来岁的余英时，很早就凭着他那年轻人的敏感和直觉，把握到了陈寅恪文章中的那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思和悲切。当时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之中，竟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这样解读陈寅恪的这一篇文字。无怪乎陈寅恪在看到了余英时的评论文章之后感慨：“作者知我”。这是一代宗师和一个青年学者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这“一点灵犀”，就是对于民族文化的那种拳拳之心和一片深情。作为当时以“无国籍”身份居留美国的年轻学者，余英时于是深感到“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燕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一个‘无国籍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