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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深情、守持和传承，不单是史家的事，也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余英时借着阐述“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在中国有着一个延绵不绝的知识分子传统：“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近乎“一种宗教承担精神”的知识分子传统。从孔子的“士志于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汉儒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乃至为此“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都证明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这使得中国的“士”能够类似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的良心”，作为“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士）的这种作用是大体上保持和延续了下来的。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中国的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一直是以此为心志，以此作为自己的认定的。然而，如果忽然有一天，他们自愿或者被迫地把这种“传承与创新”变成了“批判与决裂”（哪怕用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或者“扬弃”之类的动听说词），那么，不能够再传承自己文化，被从民族的传统思想资源上剥离开来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无所皈依的一个阶层了，他们就将面对生存危机，他们——以及他们所隶属的民族，“文化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谈。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见证过这种价值失落的历史变局，见证过在这种变局中，士的心志扭曲的尴尬困境——他们在价值失落中虽然尽力想延续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但是在那种截断历史长河，斩断思想资源的情况下对“士”的“文化创新”的要求，就只能沦为为某种政治权威作诠释。五四以降，中国现当代的“士”们，就是在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太强烈的心志和渴望之下，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历史悲剧。他们在抛弃“传承”，抛弃历史和思想资源，以决裂求创新的尝试上与政治势力有过一次遇合和共谋之后，就意想不到地使自己陷入了只能为权威作传言和诠释的劫运。看来，心志、使命和承担，如果离开了某种文化价值和历史传统，也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厄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所表达的某种忧思不无警示意义：“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则只是知识从业员。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在价值上必然高于知识从业员。事实上，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信守，往往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作用；知识从业员倒反而较少机会发生这样的流弊。”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知识分子，余英时都是一个已具有规格和气象的模式，而他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从业员”的区别的这些话，尤其是对于“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的人”所应有的某种守持的强调，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能够这样写吗？
■ 余一中
李辉凡、张捷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出版于1997年。评论一本七年前的书，似乎有“马后炮”之嫌，但我仍认为有必要评一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搭”一套丛书的“车”出版，在国内流传颇广，甚至被多家网站列为考研必读书，而一些报考研究生的青年朋友竟然把这本书当作权威参考书，然而其质量却令人置疑。
翻开《文学史》，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本书的目录。众所周知，我们的高校从指导本科生撰写论文开始，就要求学生对他们所研究的众多事物有一个按照其来源、性质、影响等因素加以区分的明晰的类别和层次的概念。《文学史》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却不符合这起码的要求。它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有以下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主义、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和创作方法有关而被并列为同一类概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勉强可与之为伍——的话，那么与批判主义同类的概念就只有赞美主义，与传统主义同类的概念就只有反传统主义或创新主义了。《文学史》把这六个来源、性质、影响各不相同，因此类别和层次也不相同的概念当作同等的章的标题，结果就出现了“一、二、三、4、戊、六”式的可笑分类。
这种分类说明了作者逻辑与条理的混乱，而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例如，在对农业政策的批判上哪一位“批判主义”作家能够超过《文学史》作者们所说的“传统主义作家”别洛夫和莫扎耶夫？而在继承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文学传统方面，又有几位“传统主义作家”能和所谓的“批判主义作家”比托夫相比呢？本来嘛，批判者未必不传统，传统者未必不批判。这是《文学史》的作者也感觉到的，否则他们在谈论“传统主义”时就不会把索尔仁尼琴和阿斯塔菲耶夫也拿来说两句了。（李辉凡、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456页。下文中出自此书的引文皆取自此版本，页码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出）
看过目录后，再读正文，我们就碰到很多下面这样的句子：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全盘否定
斯大林的……报告，这个报告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的苏共纲领，宣扬“全民国家”和
“全民党”的论调，鼓吹抽象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二十二大提出的各
种口号和原则，被正式宣布为苏联文学的“思想旗帜”。（第275页）
爱伦堡在回忆录的前几部里为他过去的文艺界朋友鸣不平，大做翻案
文章。（420页）
1954年被解除主编职务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卷土
重来，1958年7月重新担任《新世界》主编，从此《新世界》成为自由派的堡
垒。（第275页）
鲍格丹诺夫等人钻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班子里，鼓吹一套
历史虚无主义理论，企图建立一种“纯粹的、特殊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把“无
产阶级文化协会”及其作家引入了歧途。（第112页）
扎米亚京不愿意做一名新社会的歌者。他公开宣布自己要做“异端者”：
“应当在今天就异端地谈论明天。异端者乃是医治人类思想之熵的唯一的苦
口良药。”他不愿意做有益于今天的文学家，因为“有害的文学较之有益的文
学更为有益，因为它是反熵的”。新生活的建设者能在异端者身上期待些什
么呢？（第232～233页）
读着这些文字，我往往怀疑自己又回到了“文革”时代，因为只有在那个时代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材料中我们才会大量遇到“鼓吹”、“翻案”、“卷土重来”、“钻进”、“企图”、“歧途”之类的词语，只有在那个时代对于苏联政治和文学才会作如此简单化的评说，只有在那个时代才会用无限上纲的政治定性来对待扎米亚京这样的苏联作家。说到这里，我真有些怀疑《文学史》作者研究文学的能力：他们怎么连扎米亚京的比喻和讽刺都不懂，他是在用“异端者”比喻富有创造力的独立特行的人，他是在用“有益的文学”讽刺根据教条炮制出来的官样文学，用“有害的文学”指代有真知灼见和高度审美价值的优秀文学啊！
应当说，《文学史》的大批判文风来自它所比照的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及其所生发出来的苏联文学教条。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起，我国的革命者和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1985年，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