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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专书出版，国内报刊也只有零星披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编者曾追访过天津三北分公司经营人李姓家族成员，探询当年三北业务经营资料时，或许出于对当时日益严酷的“阶级斗争运动”的畏惧，其人讳莫如深，连连推托，访者只好知难而退。编者也曾探访过怡和洋行天津买办梁氏家族成员，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些私人收藏的资料即使有，恐也难逃厄运。到了第二辑编辑工作正式上马以后，编者曾先后奔赴汉口、重庆、上海、哈尔滨、旅大、烟台等口岸城市，访问各地航务局、文史馆等单位，承蒙热情接待，特别对地方性航运的发展、运价的变化以及地方性航政政策方面的资料是有收获的。但编者所期望的轮船公司经营资料，仍然所获甚微，不免令人遗憾。让编者收获较多的地方是档案馆与图书馆。国家第一档案馆馆藏清末外务档案，虽数量不多，但涉及航权交涉资料，确属罕见。南京第二档案馆珍藏的招商局档案，《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中即曾征引利用，而且相当顺利。但当第二辑编辑工作开展以后，正值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利用档案由无偿变为有偿，于是涉及经费问题。同时为避免档案原件频繁使用易于损坏，借阅与复制都有了限制规定。不过编者“三下南京”，在馆方协助下，最后还是收集到一部分，虽仍有欠缺，但足以充实招商局的有关章节了。在收集和编辑资料过程中的酸辛苦辣，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经过近二十年的周折历程，使编者深深认识到，大型资料书的编辑实在是一项费钱耗时的工程，需要的是经济的支持与编者的毅力。财力的不足，曾使工作时断时续；如果财力充分，按说本书还应再做补充与精炼，不过时间还要拖延。
文末，我特别想再为历尽艰辛而成就这部大型资料书的编者慨言几句。
本辑出版后，我还有时去拜望年事已高的聂宝璋先生。今年春节我与经济所的一位朋友拜望聂公时，他指着家中狭小的空间和拥挤不堪的状况诉说道，由于居住条件较差，最近不得不处理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专业书籍和杂志，他还告诉我们，他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航运史，花费了几十年心血所做的上万张卡片，近日以每公斤八角钱的价格卖给收废品的人了。我们听后大为震惊，痛惜不已。埋怨聂公为何这么匆忙草率处理了这些珍贵的资料。聂公慨叹道：“还有谁愿意继承我的事业呢？我算是看透了！”
这令人扼腕叹息的“封笔”之举，长久地萦回在我的心头。若将它比喻为《红楼梦》中“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实为不妥，可个中的辛酸与悲凉，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听经济所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居然有人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个摊位上看到了聂公的一部分卡片！我们惋惜之余，不禁钦佩起那收废品者的“慧眼”来，还是他们看出了“废品”的价值，不至于使其在顷刻之间化为纸浆。这也算苍天有眼，不忍“暴殄天物”罢！
二十多年前，聂宝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一书，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读者中很受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适逢他八十寿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和《聂宝璋集》。聂公还有什么期盼吗？他曾对我说：盼着拆迁，改善一下现在拥挤的居住条件。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聂宝璋、朱荫贵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午10月版，118．00元）
吕叔湘先生和
共计1572页、四百多万字的《论衡索引》，终于在1994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力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为这部书作序，他在序里说这部书有四个特点，称它“是一部相当有用的工具书”。（程湘清、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张普、杨健霑、卢元孝《论衡索引》序第1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我作为编纂者之一，深知这部书的问世得力于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指导和帮助。
《论衡索引》是全国语言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汉语史专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1983年3月下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语言组在山西太原召开“六五”语言学规划会议。我当时任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应邀参加这次盛会。会议在讨论汉语史研究项目时，吕叔湘先生和我的老师王力、周祖谟、朱德熙先生以及与会专家学者都指出，汉语史的研究，过去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基础I作做得很不够；要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必须对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从语言角度做比较详尽的研究，写出专书词典或专书语法。有的书需要先做逐字索引或语汇集成。对汉语史研究的这一基本估计和思路，我是完全赞成的。从1980年开始，我就同何乐士、王绍新、杨克定、冯春田、张鸿魁等同志有计划、有分工地进行汉语史断代专书研究。到这次会议召开，我们已先后出版了《先秦汉语研究》《两汉汉语研究》等断代专书研究著作。其中我分工写出五万五千多字的《先秦双音词研究》和五万三千多字的《复音词研究》。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张普分别代表山东社科院语言组和武汉大学语言自动处理组同规划小组主持人李荣、来德熙先生签署了作为汉语史专书研究第一阶段工作之一的编纂《论衡索引》项目书。按照协议，由山东社科院语言组承担《论衡》原文校勘和索引编写任务，由武汉大学方面负责计算机处理。
鉴于我们编写的索引是研究汉语词汇的工具书，划好复音词就成为一项特别重要、也特别棘手的工作。划词标准过严过宽都不妥。在太原会议上我曾提出过这个难题。吕叔湘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你不必过分考虑划词标准的问题。汉语词汇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有些原来是短语，后世是词；有些可能又像短语，又像词。作为辞典和索引这类工具书，划词标准可以考虑从宽。”王力先生也对我说过：“依中国习惯，词组也可以收入词典去的。”这些意见，对我们的编写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经过研究、辨析，我们除把联合式、偏正式、附加式等形式的大量复音词列为词条外，还把下列结构列为词条：一是同语素、异字序结构，如“遭逢”、“逢遭”，“战斗”、“斗战”，“燔烧”、“烧燔”，“触犯”、“犯触”，“变更”、“更变”，“言谈”、“谈言”，“名声”、“声名”，“壳皮”、“皮壳”，“祸殃”、“殃祸”，“根本”、“本根”，“平安”、“安平”，“强壮”、“壮强”等；二是动补结构，如“击折”、“枯死”、“流失”、“殴伤”、“割断”、“生起”、“证定”、“钓得”、“封为”、“走出”、“流入”等；三是成语结构，如“华而不实”、“后来者居上”、“睹微见著”、“耳闻目见”、“温故知新”、“视死如归”、“土崩瓦解”、“小心翼翼”、“兴师动军”、“后生可畏”、“赴汤趋锋”、“富国强兵”、“吐故纳新”等；三是重叠结构，如“一一”、“济济”、“明明”、“昭昭”、“端（团）端（团）”、“郁郁葱葱”、“区区倦倦”、“湎湎纷纷”、“汲汲忙忙”、“万万千千”等；四是数词系位结构，如“四气”、“八术”、“十二月”、“百两篇”、“二尺四寸”、“二十八宿”、“六十四卦”等；五是虽明显为短语但却具有特定含义的结构，如“法律之家”、“说易之家”、“说论之家”、“五经之家”、“五行之家”、“太阳之气”、“太岁之神”、“鸡鸣之客”、“金縢之书”、“六情风家”等。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曾提出一个“短语词”的概念，给我很大启示。我在研究汉语复音词时经常运用这一概念。 （程湘清《汉语文专书复音词研究》第10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语言发展是渐变的，存在许多过渡现象。如从汉语词汇史考察，由词组逐渐凝固成词必然存在过渡状态。研究语言发展中的过渡形态和规律，应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斗（尤其是杨克定、冯春田、杨健霑三位同志不避寒暑、夜以继日，付出心血最巨），《论衡索引》于1985年底定稿。但到1994年中华书局正式出书却经过了九个春秋。这期间吕叔湘先生和《论衡索引》有关的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件是吕先生是第一位把这本工具书用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学者。记得《论衡索引》打字本刚出来，吕先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湘清同志：
有一件小事奉恳。我正在写一短文，谈“物”字做“世人、外界”乃至“众人、人”
讲，如“物议”、“恃才傲物”等等。这一意义在魏晋以后多见。我想了解一下两汉有
无此项用法。听何乐士说，《论衡索引》的稿子还没交出版社，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查一下“物”字各条之中有无这样用的例子。琐事相求，甚用不安。谢谢。
即颂日安！
吕叔湘启
1986．8。16
吕先生信中说是“小事”，我却感到意义非常。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还没出版就派上了用场，而且是我国语言学大师要用它，令人鼓舞。我很快查了书稿，发现“物”字在先秦古籍中虽罕有作“人”讲的，但在《论衡》中单独出现多达四百多次，却没有明显作“众人”、“人”字讲的。我给吕先生写了信，还抄了部分例句。后来，吕先生在他晚年的著作《未晚斋语文漫谈·十二‘物’作‘人’讲》中，曾谈及此事。（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