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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讲究伦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道出了中国人际关系的共同心理。只要人心团结,事业自然会无往而不利。《易经》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便是“和为贵”的生动诠释。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都以“和为贵”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和”不仅是家庭和睦、社会安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大家对“将相和”的故事,应该都不陌生吧。
战国时候;赵国得和氏璧;秦国愿以十五城易璧;赵王为此进退两难;宦者令缪贤荐其舍人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凭其机智;完璧归赵。后来在渑池之会上他又为赵取得外交胜利;其官职位居猛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宣称要面辱蔺相如。蔺相如为此常躲避廉颇;还向自己手下解释说应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负荆上门请罪;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秦国见蔺廉二人团结一心;数十年不敢侵略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保持强盛;政府中主要成员必须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对企业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企业的中层人员有分歧、闹对立,往往是最棘手的;危害也最大。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5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2)
感应
中国人受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基于人的本能,行事前总要问个吉凶祸福。毕竟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乃是人之常情。甚至中国一度有不少人专以替人预测凶吉、指点迷途为业,也就是所谓的“相面算命”,深为国人所笃信。而中华原典《周易》,某种程度上便是一本教人预测吉凶祸福的书。如果将这些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似乎也很难说得通。
如何预测未来以趋吉避凶,有赖于感应。中国人早就知道,利害跟吉凶并不是准确的对应关系,利可能吉、也可能凶;而害亦如此。与其为了求取邪利、暴利招来凶祸,不如承受小害以期大吉,这就是“吃亏便是占便宜”的道理。吉凶必有征兆,要用诚心来感应,所以《中庸》说:“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防之;至诚如神。”
感应的具体表现,叫做“知细”,就是指要能体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从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古人云,“明察秋毫之末”,“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便是“知细”的体现。孔子说;能辨析事理于细微的,可算得神圣的人物。君子上不奉承权贵,下不慢渎贫贱,不为小人所利用而受其牵累,可算是知细了。“细”指微渺难见的动机,吉凶的先兆。君子于是非善恶之间能合理取舍,能辨析细微、当机立断,决不拖延。
“知细”才能够“见细”,于是才会有“先见之明”,于是对于一切问题,都能够轻松愉快地应付裕如。
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不能知细,难免会使决策居于盲目,这样势必导致轻举妄动,使管理行为失效,甚至招来灾祸。管理者能够知细,事先看出预伏的危险,便能够及时防微杜渐,使许多小问题化解掉,就不会形成大问题。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希望我们知细、见细并及早思患预防,以趋吉避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居安思危”。这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对任何问题,当其微小时,即予以有效处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态度。
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务实,这是不争的事实,一部分中国人乃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中国古代技术领先而科学落后,就是“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中国从来都不乏能工巧匠,但有几个能在理论上有高深造诣的?中国人注重能够直接给生活带来好处的技术领域的探索和革新,却从来没有建成过一套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无遗憾。中国人诚然很聪明勤奋,而且也善于学习。但传统的中国人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求取功名,将来好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无论是“格物致知”也好,“修身养性”也罢,看似注重的是个人修为,而它们的落脚点,最终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可见中国人的行为大都有其明确的动机,这纯是因国人的“务实”精神所致。
此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具有现实主义特性。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仅有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其理论中也夹杂了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它并不像佛教那样提倡清心寡欲、舍己度人,而是对人生采取了一种更为超然放达的态度。即使是超凡脱俗的佛教,一来到中国,也往往被世俗化、功利化了,例如产生于中国的所谓“净土宗”,就背离了“艰忍苦修”的佛教传统,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
即使这样,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也都是漠不关心的。中国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质主义的,他们热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乐而无暇他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信奉鬼神的。因为《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孔夫子都敬鬼神而远之,那还有多少人会对虚无飘渺的神灵顶礼膜拜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宗教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嗜好所追逐的时髦而已。不像当代信奉某种宗教的人,一生下来就必须信仰某种宗教,就要成为教徒,丝毫不能有个人选择。
通权变达
中国人做事,从来不固执一理、毫无变通,但中国人也向来看不惯那些圆滑机巧、见风使舵的人。中国人的行为讲求实用,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贯彻了“实用主义”。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心态和理念得以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然而,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向来不提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们的祖先并不讳言“君子爱财”,但是在这个前提下,还必须“取之有道”。由此可见,这里所提倡的,就是一种通达权变的务实精神。
中国人诚然有传统、务实、固执乃至保守的一面,恪守礼教很少变通;但是同样也很强调“权变”的重要性。孟子就十分推崇“权变”精神,而反对偏执迂腐、头脑僵化的做法。他举了如下的例子:中国虽然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有“嫂溺叔援,权也”的说法。意思是,在通常情况下,和自己的嫂子进行身体接触是不合礼仪伦常的;但是如果在嫂嫂落水、即将溺毙的紧急情况下,就不能死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而应果断地施以援手。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权变”观念。
中国人把这一套权变的理念归纳为四个字,即“执经达权”。这里的“经”指的是惯常的原则和制度,而“权”自然就是权变。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一切都体现在这四字之中。要求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灵活机变,既不能事事都遵循一理;不敢稍加变达,也不能遇事毫无章法;甚至进行无原则的妥协。
乐天知命
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风暴肆虐祖国大江南北,给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不过从这场危机中中国人普遍反映出的心态来看,多少也能看出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多中国人在这场风波中并没有显得惊惶失措、人人自危,他们的心态倒是显得很乐观,并不认为非典能对自己有什么威胁。随便找个网上论坛看看上面的言论,你会发现非典时期的典型论调,正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些人对这种心态大加贬斥,认为是一种消极蒙昧的“侥幸心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豁达开通的乐观主义精神。
多数中国人好像都很信命,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一来,似乎很多人的主观努力,在天命面前,都是徒劳的。人们只要心安理得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义,上天就一定会善待你。这样的天命观,多少有些消极无为,常被人指责为是典型的“逆来顺受”,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心态。一些中国人遭到了打击以后,总喜欢首先把责任推到“天”的头上,先“怨天”;再“尤人”。中国人对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富贵、荣辱,乃至生死,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还要争什么呢?
所以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乐天知命、顺乎自然之道,是他们人生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他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生存与死亡等一系列现实现象和现实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只是自然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人的一切活动,当然最好要遵从天命。
中国古人的“天命观”相当浓厚,认为天命不可违抗。每当事情遇到挫折,总是无可奈何地叹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在上方谷用火攻计困住司马懿的大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却不料天降一场大雨,顿时浇灭了进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希望。这个时候,孔明只得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话说当年楚霸王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长叹一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可见古人也是很有趣的,如果成功了,自然那是老天保佑;如果不幸失败了呢,还是要怪罪到老天头上,反正没自己什么事;让人觉得“皇天不佑”是事情没成功的好借口。即使到现在,有些中国人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往往也会大呼:“天哪”。就跟西方人常挂在口头的“My God”似的。可是,就是老天再对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