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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134—5页）。虽然他强调“经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限制“基本理论”，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33—5页；罗森堡，1976年，第172—7页）。帕番瑞欧的刺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1963年），但关于这以后再谈（见第6章）。
在我们的年表中的下一个条目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哲学》（1962年），这是一本令人疑惑的小册子，它把经济学描述为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部分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象是对一种辩护的学说做特别的辩护。但是这本小册子所累积下来的影响是认为公认经济学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小册子里，波普是做为把形而上学的命题从科学命题中划分出来而提到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为理论提供确凿证据的固有困难的原因被说成是思想意识总是偷偷地钻进争论中：“经济学总是一条腿踏着没经过检验的假说，另一条腿踏着无法检验的口号而蹒跚跋涉”（见罗宾逊，1962年，第25页；又第3，22—3页）。小册子在结束时恳求人们不要放弃“经济学能朝着科学前进的希望”（见同上，第146页），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指导。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查德·利普西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年）的第一版，书的开头一章是论科学方法，坦率地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幼稚”样式，也就是说，相信科学理论能被仅仅一个决定性的检验证明它的缺陷。在该书的第二版中用“诡辩的证伪主义”取代了第一版中的“幼稚的证伪主义”；“我放弃了波普的反驳观点，转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同意不管是反驳还是证实都从来不是最后的，所有我们希望要做的是在不完全的、为数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去发现在竞争的假说之间概率的平衡是什么”（见利普西，1966年，第XX页；又见第52页注）。①在这一页所举的观点的例子出现在这本书后来的所有版本中，②直到这时利普西的教科书还是保持了对初级经济学的杰出的、充满波普灵感的介绍，继续通篇强调，相对于支持对抗理论的证据，要为某种特定的理论对经验证据进行评价的需要。
八、回到实在论
在这里，我们被诱使对哈奇森最近发表的意见做出反响，他说，到现在“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会同意，改进对经济行为或事件的预言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见哈奇森，1977年，第8页）。要评价这类意见的轻重从来不是容易的，但足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指标说明，如果这是大部分的话，这大部分所代表的也不超过现代经济学家的51％。极端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各种异端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共占了年轻一代的相当大部分，他们当然不会同意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以它们的预言为基础，或受到预言的束缚，或者对假说的经验检验对于现代经验学家来说，仍然象过去那样是经济学家向往的目标。本杰明·沃德的《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1972年）是以库恩的眼光通过确定年代来重新估价经济学的最好的努力之一，但即使是这本书的咄咄逼人的目录也否认强调理论结果在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的失败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见沃德，1972年，第173页）。
为了表明反波普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某部分人中流行的真正程度有多大，我们只需要考察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德·内尔最近写的方法论著作，即《理性经济人》，其副标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1975年）。
这本书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然而却没有提到波普和拉卡多斯，或任何在艾尔之后的实证主义者；（在文献目录里提了波普的某些著作，但这和他正文中的明白的或含蓄的思想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如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见霍利斯和内尔，1975年，第254页，又第178页）。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它们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光这个本质就能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固的基础。他们说，古典经济学的麻烦是，在其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厂商和居民户能够在各时期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它们自己。
做这些分析之后，原来我们可能是想知道，“稳固”的经济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这当然基本上是关心无限的再生产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状态的性质。但事情不是这样，唯一和“再生产”的本质方面有联系而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确切意义是严重地依赖于斯拉法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的新李嘉图经济学（见霍利斯和内尔，1975年，第188，195页）。这本书的结束一章《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该章标题的内容做了简略的描述，好象是撤回了很多前面说过的东西：突然回忆了资本主义是从属于循环性的经济周期的，甚至会最后崩溃，书的作者还承认“制度事实上是经常不能再生产它们自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是做为经济问题的本质由“再生产”组成的。
霍利斯和内尔试图把归纳问题强加给“实证经济学家”；通过推翻归纳方法他们相信他们已经驳倒了富有成果的新古典研究方案的任何观点。他们猛烈地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假设，特别是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事实上哈奇森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很多象他们那样的论点，但是看起来他们忽视哈奇森的论点，强调企图检验经济理论的各种真正困难，就象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怀疑一样。他们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逃避了所有这些困难，当然这样做只是为了躲避证实理论的经验尺度。的确，很清楚的是他们对经济知识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对于定量的经验研究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的书只不过是谴责了波普主义迎来的在战后经济学方法论思想方面的所有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读过波普对实在论哲学的很多毁灭性评论（见波普，1957年，第26—34页，又波普，1976年，第18—21页，197—8页；波普和埃赛利斯1977年，第172—94页），他们的那本书就根本不会存在。
说到这里也许是费几句话提提实在论哲学的适当地方，这个丑恶的东西将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出现一两次。实在论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他们来说知识或者“科学”是从对单个的事件观察开始，并经过无数次简单的归纳处理，直到直觉地抓住事件中一般性的东西——它们的“本质”——它这时就被放进所研究的现象的一个定义里。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现事物本质的性质和以定义的手段对它们进行描述，这种教条在西方思想中一直到19世纪都有很大的影响。波普把这种方法论的实在论牌号同方法论的唯名论进行比较，后者是同牛顿一起进入科学争论的，它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借助于一般规律，描述在不同的情况下事情是怎样行为的，而不是去判定它们究竟是什么。
波普长期认为实在论对于社会理论有危害性的影响，因为它鼓励用定义来解决问题这种反经验的趋势。霍利斯和内尔实际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着手选择出经济制度中的典型“本质”；他们暗示说本质构成了“正确地”抽象，但是他们所提供的除了生硬的现实主义之外，并没有评价“正确的”抽象的标准。①对于实在论的追随者被迫通过查阅他们自己编的词典来解决基本问题，霍利斯和内尔把这种趋势做为完美的例子：再生产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因为我们这样告诉你！
九、制度主义和样板模型建立
我是不是已经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菜单了呢？有的人会说没有。他们觉察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先验论、因袭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也不是证伪主义：它是人们所称的模型化方法，因为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见威尔伯和哈里森，1978年）。
我们被告知，模型建立者反对所有形式的“原子论”，并拒绝从经济系统中的任何部分进行抽象；他们所用的假说是相对具体的，并且接近他们所描述的系统，如果他们要做什么一般化的话也是通过发展象征论进行的；他们的解释强调“理解”而不是“预言”，如果新的资料刚好切合于他们所说的模型，那么他们就把解释看做是对理解的贡献。
我不怀疑这多少是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