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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这些分类之后，让我们转到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教条的攻击。他宣称，“我确实相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价值中立的分析为目标”。然而他补充说：“我必须以我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阐明，我不相信经济学家有用维护价值的名义的权利，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损害做为论据的事实，去推动或散播政策劝告，或去把他装满价值的的理论做为具有‘科学的’确实性的东西推行到底”（见黑尔布罗诺1973年，第133，142页）。他坦率地承认这听起来“在用语上象是一个矛盾”（见同上，第138页），但是他相信这个难题可以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他相信，这些方法包括在“着手科学工作的步骤的开头，把自己暴露给……对它的前提、实验、论证和结论进行痛苦的自我细察。”并且“由于在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实验中没有几个是能在实验室里重新进行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不能象那些自然科学家的那样容易证伪，但是这些结果同样受到细察和专家意见论坛的批评的支配”（见同上，第142—3页）。
这些是我们只能欢迎的感情。但是为什么要花成页成页的篇幅来说服我们说整个经济学都绝对地被价值判断搅混了，而价值判断被没有区别地定义为包括了不可检验的论述、用感情来描述的命题、思想意识的断言，结果只能下结论说有可能挽救一批实证经济学所发现的看起来是客观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断地反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可能性，我们有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地积累起这样一批客观的发现吗？
五、“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
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攻击逐渐淡化得几乎象古纳·米尔多的论题一样没有意义，米尔多把装满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思想做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的主题。但是他对装满价值所产生的困难的解决办法和黑尔布罗诺的是很不同的，或者确实是和其他任何对“价值中立”的批评家的很不同的。①米尔多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要在科学的影响中压制价值判断，也不是要弄清楚在哪一点上价值判断一定会进入争论，从而把实证的经济学从规范的经济学中划分出来，他只不过是在分析的开头大胆地宣称他的主张。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结果就神秘地充满了真的客观性：“我们能在理论分析中争得‘客观性’的唯一途径是把估价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使它们能被认识、确定和显明，并且允许它们决定理论的研究……如果装满价值的概念以明白地表达的价值前提来清楚地定义，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见缪尔达尔，1970年，55—6；又见哈奇森，1964年，第44—5，48—9，69页注，109，115页注）。他还最终把一切不是统计的东西都定义为“价值判断”（见同上，第73—6页），但我们必须假定他进一步过激地否定在经济学中存在任何伦理上的中立或任何事实断言。因为如果我能断言英国需求汽车的进口弹性在1979年是1。3并且不管你的愿望或我的愿望如何，这个数字既不真也不假，这样我就至少做出了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命题，这命题的客观性并不依赖于我的价值观点。
根据米尔多，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假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思想就是，把对经济假说的检验从对某种世界状态的赞成或不赞成的表达中分离出来，而在其中我并没有明显地求助于我们的意愿或希望，难道做这样的偿试也是徒劳的吗？可以认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这就象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一样；但是宣称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性，而没有对它们是怎样和在哪一点上进入经济论证的做精确的考察，这就是有意地迎合一种相对主义的风格，在那里所有经济观点都只不过是个人的选择。①实证—规范区分这个有疗效的影响迫使经济学家表白他们的价值判断，这个疗程并没有结束。正象哈奇森正确地评论的（见哈奇森1964年，第191页），“规范—实证区分应该清楚地保持到直至它能成为有效的劝说，即使这样做有时要付出代价。”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波普的方法论标准来补充我们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标准（见第一章）。
六、一个简短的历史的描述
现在我们已经弄清了大部分的背景情况以便达到问题的实质：某些象有名的帕累托最佳边际等量这样的经济命题是怎样以精巧地不同的外貌出现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中的呢？一个对实证—规范区分的简短的历史的描述将帮助我们奠定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区分首先是出现在思诺和小穆勒的著作中，当时所采取的是在“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的形式。在从科学过渡到艺术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超科学的、伦理的前提一定要出现，他们也欣赏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用非经济的因素来补充价值判断，以便能对实际做有意义的建议（见哈奇森1964年，第29—31页）。总之，他们所持的是一种现在很令人吃惊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提建议，甚至经济学科学也不能以合适的价值判断来补充。思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点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建议（见鲍利，1949年，第49—55页；哈奇森，1964年，第32页；奥布赖恩，1975年，第55—6页）。
凯尔恩斯踏着思诺和穆勒的脚印，以他惯常的做法比他们更有力地表白自己：“在经济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工业体系之间并没有比在力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铁路系统之间有更多的联系”（见凯尔恩斯，1965年，第38页）。约翰·纳威斯·凯恩斯不仅只是象他的祖先已经做的那样在实证的科学和规范的艺术之间做了区分，而且还有用地区分了（１），一个“实证的科学”；（２），一个“规范或常规的科学”；和（３），一门“艺术”，这就是，一个为了达到给定目标的规则体系：
“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个规范科学的目标是决定思想，一门艺术的目标是定立规则”（见凯恩斯，1955年，第35页）。我们将看到，把“规范科学”看做是在“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之间的桥梁的观点和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抱负是非常相近的。
但是纳威利·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那个时期英国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重复了旧的实证—规范区分而没有加进任何新东西（见哈奇森，1964年，第32—41页；史密斯，1962年）。然而在大陆上，瓦尔拉斯和帕累托都不但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而且在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见哈奇森，1964年，第41—3页）；如果不是对于瓦尔拉斯，至少对于帕累托来说纯经济学只包括实证经济学而排除了纳威利·凯恩斯所称的“规范的或常规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①帕累托对最优化条件的论述现在很有名，他断言，完全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他看不起效用这个术语，认为它充满一种基本化的色彩），其意思是资源再配置如果不至少使一些人的情况恶化，也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的情况更好。就他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纯经济学命题，是完全独立于任何伦理价值判断的。的确，我们现在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化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的定义；但是集体的经济满足只是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更一般的社会经济满足的子集，并且帕累托一直坚持纯经济学靠它自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见塔拉斯俄，1966年，第8章）。
对于和竞争均衡不同的情况，帕累托并没有提供任何可增加或减少集体经济满足的变化的指导。在本世纪30年代，先是约翰·希克斯，接着是尼科拉斯·卡尔多通过把一个在经济福利中的改善定义为可以使某些人的情况改善而又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情况恶化的变化，从而提出了补偿试验。说这样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应该事实上用来补偿经济变化的受害者，这当然是在做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仅仅是描述一种帕累托改善变化，那就不和任何价值判断有关系。在一个可能的改善和一个可望的改善之间的微妙的区分就是建立在这一薄弱的基础上的，在这基础上又培育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得到罗宾斯论题的有力支持，这一论题是说价值判断的首恶是在不同政党的效用之间做基本的比较。①
就象一套均衡价格是在完全竞争的支配下产生的一样，帕累托最优化也只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中给定的起始资源分配时才能下定义，并且在帕累托最优化中是正确的东西在帕累托改善中也是正确的。这种限定有时候被解释为，帕累托规则所提供的仅是经济状态的部分秩序，不足以在资源没有限制的潜在分配中做选择的标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同样把流行的要素服务分配看作是给定的，从而只要没有人真的建议补偿支付，它就不会恳求于价值判断。伯格森在1938年发表了论社会福利功能的文章，萨缪尔逊在他的《基础》中给这篇文章扩大了声望。这篇文章第一次植下了这样的思想，认为社会是通过它的政治代表来表达它自身的，实际上它并不比较不同的个人之间的效用；可以说这些比较记录在社会福利功能中，社会福利功能通过安排经济状态的社会等级来总括个人的偏好。经济学家一旦掌握了这一功能，就可以评价一个帕累托改善政策中的给定的变化，此后可以考虑是否用社会福利功能来决定是否应该真的做出补偿支付。
至今还难以否定福利经济学可以公开地、无愧地被算做是规范的这一结论，这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