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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对于分配份额、甚至工资和利润率的确定，作用极大。
二、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
希克斯的理论把相对份额方面的三类创新移植到了标准的要素定价性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上，并深思熟虑地把这种论点与整个经济联接了起来。根据希克斯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保持在不变的相对要素价格上；但是，根据哈罗德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使资本—产出比率保持在给定的利息率上；两人都认为“中性的”技术变化不会影响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95—502页）。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力图表明，如果总生产函数是包含单位替代弹性的那一类的话，如象科布—道格拉斯这样的生产函数，那么，希克斯和哈罗德的上述两种定义就是一码事。运用总数据所作的度量通常是符合科布—道格拉斯假说的，但是，在行业水平上，马上就证明有必要使它与非单位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相符，如所谓的GES（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有关证据是太有助于希克斯的解释了，原因很简单，希克斯的理论是完整地分类的，可以解释一切事情。
在对有关技术进步的文献进行全面总结时，肯尼迪和塞沃尔（1972年，第49页）总结说：“无论是精致的竞争模型还是对独占—寡头垄断的轻微修正，都没有为我们预言技术变动对收入的影响作好准备。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有了‘哈罗德中性的’和‘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定义。它们可使我们在解释过去和将来的所有似是而非的问题时聪明一些。”与此相似，在回顾收入分配理论时，约翰逊在论及同一问题时吞吞吐吐（1973年，第42页）：“当替代弹性运用于分配理论时，它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就象马尔萨斯的需求弹性概念是一种同义反复一样……在两种情形下，经济问题都是度量问题，而不是陈述假设的度量的含义问题。”他还考察到，“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会从根源上解释职能份额，它们所能做的是度量可以观测的投入的变动，然后洞察理论概念，解释结果”（1973年，第191页）。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1971年，第160—2页；布劳格，1978年，第506—9页；诺德豪斯，1973年）。不必惊奇，新古典经济学“谨慎的支持者”最近一本收入分配方面的著作甚至得出结论：“在科学的当前状态中，收入份额的预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本，1971年，第214页）。①
从某些角度看，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预言相对份额。
这种预言对集体谈判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如何度量这种份额，我们几乎可以炮制出我们想要的任何数字（布劳格，1978年，第511页）。也没有什么相对份额是非常有趣的理论问题。当然，定义劳动占总收入的份额等于整个经济中工资和薪水的平均数额除以劳动的平均产量，定义利润的份额等于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除以资本的平均产量（或乘以资本—产出比率），都是正确的。但是，劳动和资本的平均产量在标准理论中并不是行为变量；经济当事人并不最大化或最小化它们，没有任何生产者或消费者、工人或资本家对它们作出反应；它们只是能够并且已经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况所作分析而度量的数量，但它们无论如何也是没有确定的理论地位的。因此，没有工资和利润的份额理论，完全可以有工资理论或利润率理论，反之亦然。实际情况是，分配份额是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试图直接抓住它们以显示自己多么伟大的理论，都简化假定，使理论结果只是分析的珍品。除了对过去的传统、尤其是李嘉图提出来的某些问题的敬意，我个人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评者和捍卫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根据能证明有关分配份额的不可理喻的成见。
只要我们陷于传统的用一般均衡概念铸造而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震撼世界的答案。我重复一遍，在那种理论中，收入的职能分配可以说是由资源在居民户、他们的偏好、厂商的生产函数、居民户和厂商的行为动机之间的最初分配“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取得均衡（如果确实取得的话），或者为什么它应不断取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没能对收入的职能分配作出因果解释。简而言之，比其它们的许多对手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的和新新古典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要朴素得多。正如哈恩（1972年，第2页）正确地指出的：
一种分配理论如果利用永久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我就称它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回答为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这种理论并不是举手便能解决的。问题是因我们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感兴趣而提出的，而社会阶级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变量……一方面，新古典的实践者还忍不住使这种理论对社会性问题作出简单回答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深受这种问题不恰当的模型影响……其中特别粗陋的地方其逻辑基础已经受到批评。
三、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检验
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最朴素的理论，也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的表述是如此的一般化，以致于它对回答劳动市场上工资结构之类的具体问题，毫无用处。瑟罗（1975年，第211—30页）在他的书中通过一系列问题对此作了精彩的说明。
工人每段时间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
或者，他们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过程中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如果加里·贝克尔关于“普通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区分值得置信的话（见布劳格，1972年，第192—9页），那么，工人接受普通培训的收益必定小于他们当时的边际产量，而接受专门培训的收益则相反。普通培训不考虑工人为谁工作，只是提高受训者的生产力；而专门培训则只是增强现在提供训练的厂商中受训者未来的生产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没有支付普通培训练费用的动力，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他们能雇用到受训的工人。结果，普通培训的费用就落到了受训者身上，其表现形式是受训期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接受专门培训的工人得到的收益，必须足以使工人有呆在提供训练的企业的动力，使厂商能通过对受训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工资而扣下这些专门培训费用。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年轻工人的工资，则只有那些受到专门培训的青年工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可是，如果我们考察老年工人的工资，则只有早年受过普通训练的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一致的收益；一般地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只有少数工人才能得到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检验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各个工人是否得到他们的边际产量，或者，具有相同的技术的一组工人所得的工资是否大致相等（比如说由于确定掌握同一技术的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差异的困难），是否有理由使某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得到高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使另一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则得到低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类似的争论还发生在其它工人集团（如特定行业中一定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准的工人）中，在这些行业中，至少是起初由于精确度量个人边际产量的困难，厂商再次给这些集团付以相等的工资。如果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行业的工作是由一批工人协调努力而完成的，那么，这批工人的每个成员将会仅仅由于他们各人对产出的贡献无法确定，而不仅开始时，而且整个工作生涯中都只能得到他们的平均边际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也不可能恰好得到与他自己具体的边际产量相等的收益。我们又一次看到，检验边际生产力理论比较静态的预言何其困难。
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这些困难也会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行业的工资是非竞争性的，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确定的，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情形下，某些投入必定付以低于其边际产量的收益，这些投入很可能就是劳动投入。而且，观察到的工资也许是非均衡的工资，在任何情形下，工资都会受到各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条件的影响，更不用说工人之间心理收入偏好的分布不一了。
也许我们现在足可提出，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在剖析观察到的相对工资模型中，从未发生过太大的作用。因此，无须惊奇，它很少得到检验，而且尽管为对它进行检验花费了很大力气，但结果仍然是无法定论。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迹象的话，那么，我们最可以说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精确地预示行业和职业间工资差异的长期变动方面，相当成功；而在精确地预示工资差异短期变动方面，出奇地不成功（见伯顿等，1971年，尤其是第275—80页；珀尔曼，1969年，第4、5章）①。因此，边际生产力要素价格理论的经验地位仍未确定。当然，许多其它经济理论的实际状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确定它适用的具体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