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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1年，萨缪尔森和Ｗ．斯托尔佩（Stolper）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证明在一个有许多要素和许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关的市场上交易的世界里，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从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关节的结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
四、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
假如里昂惕夫之谜使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停下来，损失有多大？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大多数贸易理论家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他们抓住俄林—萨缪尔森框架的“硬核”，禁止不用一般均衡要素比例的定价理论去解释世界贸易模型的一切意图。不管俄林—萨缪尔森框架过去和将来是否是卓有成效，在产生大量新生事实的拉卡多斯意义上，它是否是“进步的”研究框架将又是一个棘手的判断问题。用俄林—萨缪尔森方法得出的大多数新发现，比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更缺乏事实的支持（德马切，1976年，第123页）。可以肯定的是，俄林—萨缪尔森框架对于普及充斥于战后一切分配问题讨论的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国际贸易的要素比例模型，激励了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并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物品和两种要素的总生产函数的传播，这样，通过高度简化和综合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预示了超过实际交易能力的交易量），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处理。因此，对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的评价，不可能抛开对更为广泛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评价，后者是整个研究框架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经济理论中最热心的操作主义拥护者（至少在其早期是这样，参见第４章）的萨缪尔森，对这项工作的展开与发展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一位评论者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整个讨论，无论好坏，都是非操作的理论化的典型例子”（凯弗斯，1960年，第92页）。萨缪尔森坦率地承认，现实世界中实际观测到的要素价格差异，必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在静态竞争条件下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然而，他对自己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深信不疑，认为它通过一些方法“洞察了决定世界贸易的力量”（转引自德马切，1976年，第118页），这使人想起由于他公开藐视先验论的方法论而引起的一场争论（见第４章）。
从内心说，人们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讨论已变成一场智力游戏。虽然它通过澄清纯理论的结构产生了某些有时候很有用的结果……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即在某些情况下，贸易可能并不倾向于使要素价格均等，事实上，甚至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想知道从自由贸易里能否找到对解释现实世界的统计或观测到的事实有任何价值的答案［科登，1965年，第31页］。
五、进一步检验
实际观测到的各国间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大相径庭。但是，如果世界上的要素价格事实上不相等，那必定意味着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贸易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假定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经验有效性作最后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回答贸易的商品结构是否是一方面决定于要素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决定于技术、规模经济和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自里昂惕夫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是否定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用对贸易理论检验的最后总结的话来说①，“简单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的。当严格地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时，模型可提供更深入的洞察……＇不过，各国的效率差异似乎足以说明，要素拥有情况假说是唯一有效的经验根据这种说法最没有道理”（斯特恩，1965年，第20—1页）。］
对贸易所作的产品周期、技术缺口和规模经济解释有一些较好的记录，但是，只要把准动态模型所作的比较宽松的预测与静态模型所作的严格预测相比较，尤其在后者带有各种详细的精心阐释时，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就会使我们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行比较的问题，正如罗伯特·斯特恩所说的（第30页）：
……既是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之一部分，也是经验方法论之一。就理论内容来说，问题在于要素拥有情况模型还没有把技术转变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系统地整合到一起。在沿着这些思路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前，人们很难找出贸易的各种决定因素。就方法论而言，问题在于设计出区分各种理论优劣和在面临高度密布于同一条直线上的数据集合时选择“最佳”解释的方法。
国际贸易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最古老的题目之一，而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则很久以来便是经济学中最严格的分枝之一。不过，它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领域之一，而且至今仍是经济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看上去最易受形式主义的感染。彼德·肯内（1975年，第XII页）是一位由于其才华横溢而声名显赫的贸易理论家，他对1970年前后的状况作了如下概括：
在其它学科分枝通过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而实现专业化整整十年以后，国际贸易和金融仍显示出对定量化的顽强免疫力。它们成了思辩理论家们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我们可以引证几个重要的例外…… 但很少是论证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或测度贸易限制的效应的。理论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理论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找出它的福利和政策内含。
①当然，此前有一些对贸易模型的描述性研究，俄林自己就一再注意到19世纪欧洲的贸易模型和土地B劳动比率，它们证实了他的要素比例理论作出的预言。
①最近一些年中，对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展开了多次重点不同的检验：见巴格沃廷（1969年，第8页）所列举和凯弗斯和约翰逊（1968年，第XII页）比较全面的列举。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
一、一无结果的论战？
在我们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近年来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所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论战之中心。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效力上展开的大辩论，已经分裂了经济学专业，累积着极其浩繁的文献。我没有注意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研究框架正暴露出来的“衰落”信号的强度，虽然我必须说货币主义者在早期始终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货币主义者的反革命过程中，货币主义者对人们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模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扭转劣势的信号。在这一节中，我的目标只限定于一个，即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论战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弗里德曼所拥护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参见第四章），它把一切都轻率地转入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理论在度量之后而不是度量在理论之后。第二个教训是力图通过证明相对立的理论的错误而确立理论的地位总是使问题尖锐化，就象这次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要确立理论地位应当逐步消除重要的歧异。
最近50年中，我们看到了为对经济波动原因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观点作出决定性的经验检验，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努力。局外的观察者可能会这么想，不仅这场讨论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而且那些经验证据也显然不能使任何经济学家改变他的思想。但是，粗略地看一看那些文献可以发现一种缩小观点差距的稳定趋势，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所作的全部现行统计检验的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评论无不显示了这一点。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导致两军对峙的无休无止的闹宴，由于地位持续而稳定的调整改善着早先人们为所欲为的状况，正在深入的讨论带有了值得肯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场论战的持续，除了两大阵营中的所有变动与反变动之外，只能用关于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自我调整能力、从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的稳定化或非稳定化程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硬核”分起来解释（莱荣霍夫德，1976年，第70—1页）。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大论战再次表明，经济学家（象其他科学家一样）当面临观察到的矛盾时，他们会通过首先调整围绕基本信念的核心的辅助性假设，本能地护卫他们的基本信念的核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将一直这样做；只有当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时，也就是当他们在每一次遭遇战中都彻底败北的时候，他们才会反思他们的基本“硬核”，开始更新。
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
让我们来考虑弗里德曼在论战中最初的情况。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起对货币数量论的首次重新表述早几年（弗里德曼，1956年）。抛出货币主义一年以后，他出版了《消费函数理论》（1957年）。这本书可以说以最佳方式用特例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在以永久收入而非年度收入建立新的消费函数（这其中暗含有一系列特定的、可反驳的有关总消费支出的预示）后，弗里德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