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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北京丰台区）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４〕 半农 刘复（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字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著有诗集《扬鞭集》、《半农杂文》等。
〔５〕 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过去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传统的庙市期间，这里有许多临时摆设的旧书摊。
〔６〕 汪原放（１８９７—１９８０）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传》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每种前大抵都有胡适（适之）所作的序。
〔７〕 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者之一。
〔８〕 《何典》广告 载于《语丝》第七十至七十五期。前三期只刊登“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数语，未提《何典》书名。从七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起，广告开头才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其中引用了吴稚晖的一段话：“我止读他（按指《何典》）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
〔９〕 一九二六年春夏间，由于段祺瑞政府长期不发教育经费，国立九所大学都未能开学。北京大学在三月十五日召开教职员评议会，决定如不发一个月欠薪，生活无法维持，不能开课（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京报》）。后虽勉强开学，但教员请假者日必数十。
不久，教务会议即议决，提前于六月一日举行学年考试，以便早日结束。这里说的“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即指此。
马上日记〔１〕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２〕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Ａ信；Ｂ来。
三月三日雨，收Ｃ校薪水Ｘ元，复Ｄ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Ｂ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３〕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４〕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５〕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于东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还写这个，仿佛有点多事似的。因为这是十天以前的事，现在倒已经可以算得好起来了。不过余波还没有完，所以也只好将这作为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
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６〕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
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７〕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Ｇ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Ｇ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几天和季茀〔８〕谈起这些事，并且说，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用不着向什么博士化冤钱。第二天，他就给我请了正在继续研究的Ｄｒ。Ｈ。〔９〕来了。开了一个方，自然要用稀盐酸，还有两样这里无须说；我所最感谢的是又加些Ｓｉｒｕｐ Ｓｉｍｐｅｌ〔１０〕使我喝得甜甜的，不为难。向药房去配药，可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是托Ｆｒａｅｕｌｅｉｎ Ｈ。〔１１〕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
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检查我自己，并不发热，舌苔也不厚，这分明是药水有些蹊跷。喝了两回，坏处倒也没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紧，便照例将它喝完。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１２〕。
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
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１３〕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或者简直不算事。
质问之后的第三瓶药水，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先前的闷胡卢，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里，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
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病略见好，Ｈ就攻击我头发长，说为什么不赶快去剪发。
这种攻击是听惯的，照例“着毋庸议”。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屉。翻翻废纸，其中有一束纸条，是前几年钞写的；这很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