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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势不可抑制。此时，几千名军人、民工只能远远地站在空旷地带，看着冲天大火将连片的新旧营房烧成一片瓦砾。接着，停放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也很快被大火吞没了。
一直到凌晨，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一片灰烬的旷野上空，偶然飞过一只老鸦。天底下孤零零地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残骸边上，是一些行影孤单、眼中含泪的军人。
此时，一群接一群的通讯社、报刊记者赶到了现场。他们到处拍照、采访。在焦垣残壁、仍明灭着暗火的炭条间，中央社、《中央日报》社等主要传媒的记者，围住了在场的最高官员、前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已接到调令20余日，但新任署长尚未到任，南昌机场仍由他主事。这个南昌机场的建设者满眼血丝，眼里不时地溢上泪花。面对记者各式各样的询问，他一言不发，从人群里挤了出去，然后不回头地向远处走去。
几个小时后，国内主要报刊，纷纷以头版头条刊发“南昌机场大火”的消息。
是无数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三万民工历时九月、艰难建设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着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
当日，无数电报朝南昌、南京蜂拥而去，要求调查大火原因。次日，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各主要华侨报纸，更以呼天抢地的笔调，转发新闻和黑糊糊的现场相片。一些华人团体也当即派员赴南昌视探。
大火使蒋介石也“惊诧、悲痛莫名”。他命令邓文仪，带同“调查课”精干人员组成密查组，弄清大火起因，“对玩忽疏职、导致此重大损失者，一概枪毙”！
与记者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夜在营房过夜，并指挥救火的蓝衣社魁首之一徐培根。
此时，该案系“人为纵火”的说法，在南昌、全国乃至海外，都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了。
邓文仪带领密察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得出结论：一个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引发大火。该案因此被定为“过失事故”。
是时，随着各报刊、各民众团体对“大火案”关注的不断升温，各种各样谣传的层出不穷，邓文仪身上已有极大压力。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并枪毙肇事士兵，追究其官长的连带责任；向海内外公布该调查结果，“以正视听”；最后，迅速拨款组织施工，以修复机场、平息不满。
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蒋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2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像南昌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1934年5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不销毁经费的收支账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八万元现金的巨款和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么接受他的八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么，他就一枪打死邓文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八万元他也并非无动于衷。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另一个说法，至今仍流传在台湾，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账本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账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经过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的不断汹涌，他更盛怒无比。这一天，他下达手令，命令把徐培根连同所谓的“肇事士兵”、“责任官长”，统统枪毙。
枪毙手令却被另一个人劝阻住了。这个“劝阻者”和那个神秘的“告发者”一样，是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一天，这两个人都分别利用蒋介石的盛怒，在单独相处时，轻轻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让蒋介石迅速做出了三个决定。
第一个决定是“告发者”建议的。他在提议枪毙徐培根之外，还提出取缔由邓文仪兼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学会，并“顺便”逮捕任觉五。
第二、第三个决定则由“劝阻者”建议。他反对枪毙徐培根。他老谋深算地劝戒蒋介石，不论徐培根贪污是否属实，一旦执行枪毙，贪污即算“坐实”。不仅容易被政敌利用，而且将影响华侨的捐赠、航空爱国奖券的发行。
他提议先软禁徐培根，以观态势，如有需要再杀不迟。反过来，他提出要撤消邓文仪的一切职务。这个撤消，依据不仅是邓文仪举措失当、使《密报》泄露出去，严重失职，严重违反特工的“保密”纪律，并引发了民众对空军建设的信任危机；依据还在于“劝阻者”同时呈递上来的一份《邓文仪十大罪状》。
该“十大罪状”，包括贪污、营私、结党、包庇等，如果用作依据，每一条罪状都可以将邓文仪处死。撤消职务已经是额外宽大的“法外施恩”了。
撤消邓文仪职务的同时，立即派遣干员，赴美国察访飞机制造商，察清徐培根在任职期间是否收取回扣，“以正视听，挽回影响”。这个“劝阻者”还同时建议：要避免有人因一己私愤，对蓝衣社落井下石而不惜扩大事态，使案件越描越黑，影响大局。因此，该“干员”不能是CC团、中统人物。
在他的建议下，这个“干员”，选择了戴笠。
3
命令下达后，一夜之间，蓝衣社丢掉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外围组织，事实上也就丢掉了对“新生活运动”宣传的领导权，丢掉了在学界文化界的领导权。几千名文化学会成员的一大部分，在学会被取缔后，毫不犹豫地转头加入了他们曾与之为敌的CC系控制下的“文化建设协会”。
一夜之间，蓝衣社还折损了“四大金刚”中的一员。不仅侍从秘书的职务从此与邓文仪无缘，而且，就连他苦心经营的调查课，也不知道将花落谁家。此后近一年时间，邓文仪一直赋闲，极为落寞。这个原本的“天字一号宠臣”，一下子变成了南京街头的一个闲汉，并背上了延续一生的“贪墨”声名。
蓝衣社损兵折将之际，“南昌机场大火案”的舆论风潮，继续飙升。但，在蜂拥的声音里，再一个重大疑点又被无数人都忽略了：那份标明为“绝密”的《密报》文件，是怎么落入南昌那家小报的手里的？
难道它就如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