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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动队的西安负责人公秉藩，几乎是枪声刚刚响起，就在城里的一处民房潜伏了下来。搜捕结束后，他化装成赶驴人混出城门。然后又变卖了驴用作盘缠，逃到洛阳。
别动队的另一负责人唐汝昌，在事变当夜趁乱逃出西安。他一路鼠窜，到达陕西商县后才给康泽打电话汇报事变。
马志超则趁乱化装成一个女人，连夜逃出西安。
兵变当夜，叛兵立即控制了西安电报局，西安与外地的通讯被全面切断了。但这一夜，仍然有一份绝密电报，飞越重重关山，把消息带到了朝天宫、鸡鹅巷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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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发密电到南京的，是奉军交通科长蒋斌。这个满洲土生土长的子弟，早已被原调查课收买。是这封电报，使朝天宫比整个南京早7个小时获知兵变消息，它极大地影响了事变进程。
12日下午4时，邓文仪、戴笠同时收到蒋斌密电。一接收电报，邓文仪即以书记长身份，命令西安一带部队开赴咸阳，围攻西安；同时占领潼关，扼守天险，以“应付变乱”。
随即，邓文仪召集蓝衣社的紧急会议。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混乱不堪的朝天宫整整耗费了几个小时，才通知到30余名魁首。当夜8时或9时，会议在明瓦廊举行。
邓文仪简洁扼要地通报了事变。随后，已有一年半和朝天宫不相通气的戴笠，也通报了西安消息。会议确定了三个主题，“营救领袖”、“稳定局面”和“敉平叛乱”。
关于“营救领袖”的方略，武力解决迅速成为压倒性意见。桂永清、潘佑强更主张包围西安，以“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
干国勋后来写到，谈及武力解决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
接下来是“稳定局面”。这是一个后来使南京哗然的讨论，在贺衷寒的提议下，他们以南京、武汉、上海、开封、北平为五个中心，“检讨了在全国内能控制的区域范围”。
兵变仅限于西安、兰州。按贺衷寒的解释，这么做，是防止各地军阀的连锁反应。但在座30余人都心知肚明，各地军阀“异动”的前提是蒋介石死于西安。也就是说，“检讨区域”为的是控制“蒋后”的中国。
最先检讨的是南京。所谓的“南京区”，含长江下游江苏、安徽两省。这个检讨极其简单，贺衷寒一锤定音：对其他派系，蓝衣社在南京区有着绝对优势。上万名军校在校生，桂永清精锐的教导总队，吉简章的宪兵团，以及数以十万计的内外围成员，足以使南京区一夜变色。
比起南京区，复杂得多、也要紧得多的，却是武汉区。贺衷寒谈到，武汉区“为国家安危所系之地”。它是南京屏障。但要命的是，当时担任湖北主席的，是桂系“三人组”中的大哥黄绍宏。湖南主席何键也被认为“态度难定”。因此，武汉区的讨论整整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蓝衣社在武汉的主力，是俞济时36师、丁炳权保安处，以及人马已多达3万余人的禁烟缉私处。此外，武汉绥靖主任何成睿的部队，在政训处、调查课的多年经营下，已“皆属可靠”。三镇以外，蓝衣社在宜昌、沙市、鄂东武穴、鄂北的襄阳和老河口等战略要地，也都被认为“有相当力量”。
略略检讨后，大多数人都赞成“拥护何成睿”以稳定武汉区。但，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也被心照不宣地通过了。贺衷寒用了春秋笔法，他谈到何成睿“一向有鸦片嗜好”，每天都到中午才能起床，“紧要关头时，不能负起瞬息万变的责任”。“为策安全”，在何成睿“不能负责”时，应“以俞济时为总指挥，丁炳权为参谋长，干国勋为秘书长”。
三个人中，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只有干国勋。贺衷寒语气严峻深冷地对他说，要“担负起华中党政军大责”！
同时，干国勋被命令10小时后坐早班飞机到武汉，向何成睿转交一封由邓文仪、贺衷寒共同具名的信。这封信把干国勋明确为朝天宫的“驻汉代表”。也就是说，“皇亲国戚”俞济时掌握的只是军事，不能调度蓝衣社的湖北人马。
对上海、北平两区的讨论相对简洁。上海区含浙江、江西，复兴社与别动队势力均极为庞大，“万无一失”。北平区只有特务处势力，不足应付巨变，要务是派出特使，以“安抚”宋哲元、万福麟两部。
开封区的势力，一是肖作霖、萧洒负责的河南分社，另一是蓝衣社完全控制的洛阳空军学校和洛阳机场。由于当夜河南分社无人与会，而能够迅速威胁西安的是空军。于是，开封区的讨论，围绕洛阳的那几十架飞机。
蒋坚忍受命于次日驾驶飞机前往洛阳，一是调动洛阳飞机“监视”西安，再是随时待命，“轰炸西安”！
紧接着，会议讨论的是如何“敉平叛乱”。在武力解决的方针确定以后，它只是一个军队调度的问题。会议先是决定派出几十人作为蓝衣社特使，分赴各省，与各部队长官“联络”；随后，决定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三天内出发，以教导总队、关麟征师、胡宗南一部为主力，进击西安。
会议进行到深夜11点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惊醒了烟雾腾腾的会议室：张杨“八项主张”的电报已抵南京，引发恐慌。南京各首要人物将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
贺衷寒当即指令：桂永清作为蓝衣社代表，前往列席，随时通报情况。而其余人“继续开会”。
与蓝衣社召集疲塌、却论调鲜明的会议相反，在丁家桥的联席会议，进行得极为迅速，不过半个小时后，一百多人都匆忙赶到会场，但这个大杂烩般的人群，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孔、宋家族等贵戚力主“设法安抚”，认为这是蒋介石的惟一生机；更有影响的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立即派兵”。
这一夜，丁家桥的混乱达到了顶点，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有“沉默的人群”。争吵中，甚至所有派系、背景、政见和利益的异同，都完全被打乱了。政学系内部、CC团内部，都产生了明显对立的意见。
民国深层次的疲软、脆弱，衣冠顶戴底下的市侩本色，在会场的发言里也充分暴露了出来。这一夜，无数军人政要都出言讽刺孔宋贵戚“只为委员长一人计，不为国家计”。这种刺耳的轻蔑，把孔宋家族当作是大树已倒的猢狲。戴季陶更当众说出了“不能过于瞻顾蒋公安全”的话。
争吵到次日凌晨二时许，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此时，“元老”戴传贤再也忍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席位上站起，一下子压倒了全部嘈杂的声音。
戴传贤的话语既慷慨又有节制，他认为，大变已生，倘若会议进行如此之久，却拿不出一个决定，国民党将被视为毫无应变能力的党，中华民国将留下一个笑柄。因此，“政府不能失去立场，明日报纸必须刊登中央处置”。
这番言辞平息了会场的指桑骂槐、借题发挥、喋喋不休。但紧跟着出笼的，不过是一个四平八稳、内容空洞的“剿抚兼施”的决议。决议先是罢免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接着，按照南京的讨价还价、平衡妥协，进行了人事安排。孔祥熙负责行政院，主战最力的何应钦负责军委会。
这个安排反映了主和派的天然劣势。主和派都是文官，虽然接管了行政院，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行政院不能一丝半毫地影响事变进程。反过来，临时产生的新军委会，则反映了主战派的主动地位。
这一夜，经过颇费心思的“推选”，军委会的常委由5人改为7人。除蒋介石依然挂名、何应钦是实力派外，其余5人都是民初遗老、过气将军，如李烈钧、陈绍宽等。他们是上一个时代的遗产，不可能干涉任何决策。何况决议的第六条明确写到，“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
也就是说，要战还是和，就是何应钦的一句话。列席会议的桂永清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决议刚刚形成，他就匆忙赶到明瓦廊，向贺衷寒、邓文仪汇报说，会议的结果是赞成“何应钦出来与张学良硬干”。
贺衷寒精神为之一振。当夜，30余人继续计议，一直到天色大亮。他们把先前的讨论又细化为五项决定后，才匆忙散会。几十年后，贺衷寒夫人许克黄在台湾谈到，贺衷寒回家时“面容憔悴，显得疲惫不堪”。
明瓦廊后半夜“敉平叛乱”的五项决定，后来被蒋介石视为贺衷寒有“狼子野心”的铁证。在蒋介石看来，第一项“营救领袖、安定后方”，前四个字不过是欲盖弥彰。
第二项是“迅调（南京）附近陆军与教导总队、空军前往西安……”。蒋介石曾以一种深受欺辱的口吻质问：西安附近，密布近百万大军，真要“营救领袖”的话，何必舍近求远？这么做是要一举控制西北。
第三项是命令蓝衣社各级组织进行“全体动员”，以“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各地方秩序”和“发动舆论”。但，这难道不能解释为蓝衣社要进行一连串的、遍地开花式的地方政变吗？
如果说前三项还可归咎于蓝衣社组织，那么，第四项就可以看作是贺衷寒个人“狼子野心”的明证。它决定广泛发动黄埔学生，联名通电讨伐张、杨。在通电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黄埔的原“政治领袖”贺衷寒。
为什么通电不发动以前的教育长、甚至也一力主战的何应钦呢？谁能说贺衷寒不是想以此捞足政治资本呢？至于最后一项，“团结国民党及三军”，既可以看作是空话一句，也可以理解为政治野心的昭然纸上。
几乎刚刚散会，贺衷寒就布置人手草拟通电文稿。13日中午，176名青年将军在电稿上签名。当日午后，通电发往西安。它虽然也勒令张学良“释兵自缚、待罪国门”，但几十年后，即使蓝衣社首脑自己也认为，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