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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蒋介石，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蒋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康泽被蒋介石以“派遣出国考察”的名义，轻易地剥夺了权力。他愤懑、失意，但是不敢抗命。不可阻拦地，三青团变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个权力基地。
1946年，康泽回国后，内战已经爆发了。他被闲置了一年多，最后，蒋介石终于答应让他带兵，去驻守战略要地襄樊。不久，就是他刚刚度过自己的45岁生日的时候，他被一发炮弹震昏了，随后被俘，被押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西柏坡。
康泽被俘后，几个南京中央社的记者猜测他已经“杀身成仁”、“以死报国”，于是匆匆忙忙地发布了“讣告”。蒋介石对这个心腹更是深信不疑，立即在南京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追悼会。而后，康泽被俘的消息传来，整个南京又都预料康泽会自杀。没有几天，康泽自杀的消息似乎被证实了，于是，再一个追悼会又被组织了起来。但在沸沸扬扬的哀荣中，一个小道消息再次不胫而走：康泽还活着。
这个小道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后，关于康泽的“追思”、悼念，迅速地偃旗息鼓了。此后，康泽还活着么？各种各样的争议从南京到台湾。直到1956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1948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着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25年的生活。1963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15年过去了，他比1948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四年以后，他就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平静地去世，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3
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6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小政权所谓的“国防部长”、“保密局长”。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着当年的蓝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一直到1942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有一个普通的原蓝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了蒋介石的眼前。蒋介石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的和尚，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没有要他的命，还让他还俗，重新步入政界。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许多人对刘健群这样的遭遇，抱以或幸灾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于是，他只能在官场的夹缝间，屈辱地忍耐。一直到40年代末，经过无数动荡的局势，心灵的反复、对往日阴霾的拼命忘却，以及各种各样拉帮结派、卖身投靠的活动，刘健群才一度官居国会副议长。但这既是他宦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淮海决战后，他伴杂在大批军政要人、士兵、商人、土豪的逃亡队伍中，匆忙地逃离了南京。
到台湾后，刘健群每况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他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
几十年里，他也很少与外界谈及蓝衣社、布衣团。一直到1969年，他已是一个67岁的老人，并且身患癌症时，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拜访他，他才追溯、回顾起蓝衣社的历史。
1972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