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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阴伺非常，多聚亡命”。
三、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组死党五百人，“谋为世蕃外投日本”，在进行着武装训练。
四、严世蕃之部曲牛信，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近忽“弃伍北走”，企图“诱致外兵，共相响应”。
黄光升笔录后，更是满腹疑云：“就这些？”
“还不足以掰掉他的头颅吗？”
黄光升当然忐忑，法司定谳，讲究铁板钉钉，务求一槌砸死，绝不能让案犯有翻手可能。可徐大人所拟定的几条罪行，很难自圆其说。第一，严世蕃既然在家乡大兴土木，就没有必要亡命东洋；第二，严世蕃打算逃之夭夭，一走了之，还在京城组织别动队，制造动乱，还着人出走山海关，召致北虏，完全不经推敲，不合逻辑。
若是打蛇不死，反遭蛇咬，那后果，岂不岌岌乎危哉！他当然要担心的。
因为，在中国，反小贪容易，反大贪难，而反有背景、有后台、有高层人物支撑的巨贪更难。无论古今，凡称之为巨贪者，第一，上面有强大的庇护，第二，手中有足够的权力，第三，身边有铁杆的死党。有了这三者，轻易是奈何他不得的。对严嵩而言，这三者，他不但全部具备，而且达到极致地步。第一，他有嘉靖皇帝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护伞；第二，他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地位；第三，他有沆瀣一气，通同作恶的儿子、帮手、死党严世蕃。
说实在的，在中国贪污史上，像他这样实力雄厚、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再也找不到第二份。清代的和，上有乾隆罩着，自己位极人臣，能与之相比，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贵为驸马，不过一个纨绔子弟，比之严世蕃，其无恶不作的水平，要差得多。因此，严嵩六十多岁入阁，与他那“剽悍阴贼”的儿子一起，二十年间，卖官鬻爵，索赂求赇，聚敛无厌，苞苴盈门，搜括下天大的家私。
严嵩和他的儿子，得以肆意妄为地大贪特贪，说了归齐，凭借的是手中的一张门门通吃的王牌，大明天下，谁能越过嘉靖皇帝？但是，“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乱，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问，以故嵩得逞志”。朱厚等于将整个国家交给了他，这块肉，他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更何况严世蕃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
在东方专制国家里，贪污之风是难以禁绝的，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但是，反贪污的正义潮流，不管哪朝哪代，从来是人心所向。尽管反也白反，可是，“过街耗子，人人喊打”，贪官总是绑在耻辱柱上受到唾弃。所以，这对父子，尽管保持二十年不败，然而，御史谏官们的弹劾参奏，哪怕为之终身坐牢，哪怕为之掉了脑袋，也是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同他们斗争了二十年。
据《明史》：“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张经、李天宠、王之死，嵩皆有力焉。前后劾嵩、世蕃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绵、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吴时来、张、董传策皆被谴。经、练用他过置之死，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他所不悦，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皆未尝有迹也。”
读史至此，不禁怫然。
在封建社会里，有时候，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所以说，反贪反贪，不反掉贪官头顶上那把使其得以贪的保护伞，治标而不治本，抓再多的贪污犯，也根绝不了官员的贪污现象。有了嘉靖的庇护，这两父子，老的奸，少的恶，全世界也找不到如此“珠联璧合”的“最佳拍档”。《明史》说这个严世蕃，简直就是京师一霸，其贪赃枉法，其荒淫无耻，其不可一世，以致成为随后不久，串演成戏的《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万花楼》等杂剧主角，京剧更有直指为戏名的《打严嵩》，中国贪官，搬上舞台现世者，这对父子是当仁不让的冠军。
“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而后已。”
最后，连他老子都被他这一份超常的贪污能量，吓傻了。
明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法司黄光升对于首辅徐阶所拟的状词，是不以为然的。以其职业的眼光，认为要将贪官扳倒，最具杀伤力的是证据确凿，人赃俱获，用今天的法律名词，抓住他的大宗赃物，定他个不明财产来源罪，就足以判了。再加上设置冤狱，残害杨继盛、沈练，是民愤极大的案件，要告倒这个严世蕃，只有如此上书，方顺理成章。
徐阶对御史林润、法司黄光升之说，不以为然：“诸公欲生之乎？”
“必欲死之。”
徐阶冷冷一笑：“若是，适所以生之也。夫杨、沈之狱，嵩皆巧取上旨。今显及之，是彰上过也。必如是，诸君且不测，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
“性颖敏，有权略”的徐阶，能够与虎狼之性的严嵩共事多年，避祸求存，站稳脚跟，徐图大计，崭露头角，表明他政治上的成熟。而成熟的表现，正是《明史》所称的“阴重不泄”上。看来，韬晦和谦谨，退让和抑制，使得严嵩这位政坛前辈，有点将他小看，认为他不过是初入官场的见习生罢了。但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徐阶，在使嘉靖对他的才干、能力、识见、忠诚精神，增加深刻印象时，也是尽力表现的。终于，“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帝亦寝厌之”，加之“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帝亦亲阶，顾问多不及嵩”。于是，徐阶接替严嵩为首辅。
严嵩的前任夏言，那条命是断送在他手里的，以此类推，如今，徐阶接替了他，他不由得担心，这出老戏码会不会再次上演？他忘了自己已经高龄八旬，一个死神即将叩门的人，徐阶根本不会把他当回事了。对这位新首辅来讲，当务之急，倒是要把心怀叵测的严世蕃，在眼前蒸发，免得构成一股势力，造成威胁。
所以，将黄光升请来，嘱其上书弹劾。
徐阶所拟的那些罪状，是这位“阴重不泄”的政治家，冷眼旁观的结果。这些年来，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无一不义愤填膺地采用激将法，以求激起朱厚的怒火，对二严施以重法，但每每事与愿违，徐阶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中国，反贪也罢，反腐也罢，你反的虽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实际上你触动的是一个上下左右密切联系的网，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与统治者、与警察机构、与舆论公权单位相关连的阶层和制度，弄不好，贪未反成，腐未反成，你先进了局子。
所以，徐阶看得很清楚，反严嵩最激烈的杨继盛，给嘉靖上书，最终死于非命，就在于他所控诉的十罪五奸，每一条，批嵩的同时，也在批嘉靖的昏庸失察，这是朱厚绝不能接受的。
诸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诸如：“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荐也，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
诸如：“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议而成之。”
诸如：“嵩以臣而窃君之权，世蕃复以子而盗父之柄，故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
诸如：“陛下令嵩司票拟，盖其职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拟，又何取而约请义子赵文华辈群聚而拟。”
这无异于揭皇帝的短，打天子的脸，他本是非常自负，性格忭躁，绝对不肯认错的人，严嵩的不是，无不由他起，你数落他，不是找倒霉嘛？自然火冒三丈，下诏狱，杖之百，关在牢里两年，后被严嵩伺机谗害冤死。
所以，徐阶改弦更张，不告严世蕃贪污下的金山银山，那让朱厚挂不住脸，眼皮子底下，出了巨贪，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件光彩的事；同样，也不告严嵩父子陷害忠良，制造冤狱，无论如何，推出午朝门外斩首，总是奉旨行事，朱厚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当皇帝的只有圣明，怎么能有错？哪怕99％错了，只有1％勉强说对，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
现在，徐阶的四条罪状，跟嘉靖扯不上边，将他完全撇开，而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是要跟皇上过不去的。第一，盖府邸“制拟王者”，什么意思？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第二，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是不是要篡权夺位？另立新主？第三，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组成反革命武装，里通外国，投奔日本，是何居心？第四，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起内应外合的作用，一旦得势，哪还得了？
最初，林润、黄光升欲发其罪，告严世蕃残害杨继盛、沈练，耳目们赶紧向严世蕃报告，他听了以后，哈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