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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与敌人一争高低。议会胜利了。
我怀疑独裁者能否在他的国度里像英国战时内阁那样行使那么多的有效权力。
每当我们说出自己的意图使得到人民代表的支持时，全体人民也心悦诚服地表示遵
从。同时，我们从未侵害过批评者的权利，这些批评家们也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当他们偶尔向我们挑衅时，上下两院便以绝大多数票予以否决，这一点与集权统治
的手段恰恰相反；我们决不强迫、干涉，也不利用警察或特务。每当我想到议会民
主或任何一种名称的英国公众生活能够经受一切考验、战胜一切困难，自豪之情便
油然而生。甚至连亡国灭种的威胁都没有把我们的议员吓倒。幸运的是，亡国灭种
的不幸最终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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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敌人对我们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
量的延时炸弹，迫使我们面对这一棘手问题。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
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以及重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中断交通，即使我们需要也不
能使用。因为我们首先必须从这些交通干道上将一些炸弹挖出，使之爆破或失效。
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在开始阶段，人们不得不从一系列非常关键的实
践中去学习掌握挖炸弹和拆卸炸弹的方式和办法。我曾在前文中叙及拆卸磁性水雷
的戏剧性经过，这种自我奉献的精神如今虽是非常普遍，却仍是十分崇高。我对延
时引信管一直饶有兴趣，它首次引起我注意是在1918年，当时德国人曾大规模利用
该种引信管以阻挠我们利用铁路攻入德国的计划。我也曾敦促我军在挪威和基尔运
河使用这种炸弹。由于它能造成长时间的不安定感，所以无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战
争工具。现在轮到我们来亲自品尝它的滋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处理延时炸弹的特
别机构，而后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伍。志愿者
争先恐后地前来参加这一有生命危险的工作。生死难F的专业工作小组组建起来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我们熬过这一难关后幸免于难。而另一些人则在经历了20、30甚
至40次危险后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每次外出视察，无论身在何处，总能见到
那些清除未爆炸弹的清除队队员。他们忠诚勇敢，似乎一看便与一般人有所不同：
他们的脸孔总是瘦削而憔悴，略带青色，但两眼炯炯发光，双唇紧闭，一举一动泰
然自若。在描写我们的艰苦岁月时，我们每每过多地使用“严肃”这个字眼。而这
一字眼应特别用来描述未爆炸弹的清除队队员。
我心中有一个小队可以作为许多其他小队的代表。它由三人组成——萨福克伯
爵、他的私人女秘书以及他那上了年纪的汽车司机，他们号称“三位一体”。他们
的英勇事迹和未出事故的记录一直广为传诵。挖到第34颗未爆炸弹时，他们还是温
文尔雅，面带笑容地解决问题。然而在挖到第35颗时他们却遭到了厄运，壮烈牺牲。
萨福克伯爵和他的“三位一体”全都上了天。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勇求真先
生①那样：“天的那一边为他们吹响了所有的号角。”
炸弹清除队的奉献为我们很快排除了危险，但许多高尚的人因此牺牲了宝贵的
生命。
①原文为Mr。valiant…for…truth，出自约翰·；班扬（1628—1688）的《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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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居民在1940—1941年冬季遭受的严峻考验很难与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3年所
经历的考验相提并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炸弹的威力要大得多，空袭也猛烈得多。
但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长期的准备和做事的彻底性，他们已建立了一个能够防弹
的完整的防空系统，并强迫所有人一律人内躲避。当我们最终攻人德国时，我们发
现许多城市虽遭彻底破坏，但地面上还耸立着坚固的建筑物，地下是宽敞的隧道，
居民在地面上的房屋、财产尽管被炸毁，但他们还能每天夜里在隧道里睡觉。有许
多地方只不过是炸了几堆瓦砾。然而，在伦敦，尽管空袭没有那么猛烈，但其安全
措施和设备也远不及德国。除了地下铁道，伦敦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只有极少数
地下室或地窖能经得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伦敦的全体居民
实际上是在他们的家里或是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内生活和休息的。在一天的辛劳
之后，以英国人特有的冷静，听凭命运的安排。除了防御爆震的防碎玻璃外，1000
个人中也找不出一个人有任何其他保护设备。然而心理上的脆弱却一点也不比身体
上的流行病那样厉害。当然，如果把1943年使用的炸弹投向1940年的伦敦，我们早
就陷入毁灭境地了。但是，任何事情总是按一定的顺序和关系演变而成的，任何人
也无权断言伦敦是不可征服的，虽然它的确也未被征服过。
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消极抵抗时期；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修建任何能够防御炸
弹的建筑能够使中央政府得以开展工作。曾有较为周密的计划想把政府所在地迁出
伦敦。许多部门的整个机构都已迁往哈罗吉特、巴思、切尔滕纳姆和其他地方去了。
我们曾在大范围广征房屋，以备政府一旦撤离伦敦时供内阁大臣和重要官员使用。
但是，目前的政府和议会即便在敌人轰炸下也要留在伦敦的愿望和决心是坚定不移
的，而我的想法也同他们完全一致，同时我和他们一样，往往将轰炸的破坏力想象
得过分严重，以至于认为非全部撤离或疏散不可。然而事态的演变却与我们的所有
反应恰恰相反。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通常在“新楼”地下室内的作战指挥室里举行夜间内阁会
议。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先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费力地穿过那些正
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伍。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对
于刚动完大手术、身体赢弱的张伯伦先生来说时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吓不
倒他，他生前在参加的最后几次内阁会议时比以往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
坚定。
1940年9月底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10号前门望去，只见工人们正把沙袋堆在
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我忙询问他们在干什么。我被告知，内维尔，张伯伦先
生动过手术后必须定期得到特殊的治疗，而在唐宁街11号的防空洞里进行治疗很不
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中至少聚集着20个人，因此，他们只能在这里给他准
备一个小小的地方供他私人使用。尽管他每天种持敏捷，衣着整洁地遵守所有约会，
但实际情况摆在那里，他如何经受得了。我不得不行使我的职权。于是，我穿过10
号。与11号之间的过道去找张伯伦夫人，对她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该留在
这里，你必须将他送走，到恢复后再说。我每天会派人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
她便去找她的丈夫。1小时后她回话说：“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
这一别竟成永诀。我确信他是希望工作到最后一刻，然而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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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伯伦先生因重病退休，内阁产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赫伯特·；莫里森成
为一位办事干练有力的军需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曾坚定妥善地应付对伦敦的闪
电轰炸。到10月初，对这座世界上最大城市的持续空袭如此猛烈，在饱受战争苦难
的广大居民中引起种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我认为此刻由一位久经考验的议会
人士出掌内政部（当时也是国内安全部）是大有裨益的。敌人攻打英国，伦敦首当其
冲，赫伯特·；莫里森是一位伦敦人，熟悉首都行政的每一个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富
于伦敦行政管理经验：他曾担任伦敦郡议会的领袖，是处理该郡议会方方面面事务
的主要人物。同时，我需要在内政部干得非常出色的约翰·；安德森出任枢密院长，
主持范围更为广泛的内政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处理大量事务，减轻内阁的负担。
这样也可减轻我的负担，使我能集中精力指挥战争，在这项工作上，我的同僚们似
乎越来越愿意给我自由。
于是，我请求这两位高级大臣调换职务。我请赫伯特·；莫里森担任的职务可不
是个美差。关于伦敦行政管理上的种种困难问题，本书只能是挂一漏万，略述一二：
有时一夜之间一两万人变得无家可归；有时，只有依靠充当消防了望员的居民在屋
顶上不停地观察了望来防止火势变得无法控制；有时，挤满伤残人员的医院遭到敌
人的轰炸；有时，成千上万疲惫不堪的人们闷在既不安全又不卫生的防空洞里；有
时，公路和铁路交通不断发生障碍；有时，地下管道被炸，使照明、动力和煤气供
应陷于瘫痪。尽管如此，所有伦敦人还要继续打仗，继续艰辛地生活下去；每天早
晚有近百万人进出伦敦，照常上下班。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我们没有
理由认为情形不会变得更糟。所以当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