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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堆大火冒出滚滚浓烟，
我看见一些资深官员正推着满载档案的小车走向火堆，可见他们已在做撤离巴黎的
准备了。
过去的经验有利有弊，其弊端在于：事情永远不会照原样重演，否则我以为生
活就过于简单化了。不管怎样，过去我们常有前线被突破的情况，我们总能重整旗
鼓，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不过，现在我们面临着两个未曾预料到的新因素：第一，
势不可挡的敌人装甲车侵入整个交通线和乡村地区；第二，没有战略后备队，“1
个也没有”。我简直目瞪口呆。我们对于伟大的法国军队及其最高统帅该作何评价？
我从未想到，一个要防守500英里前线的指挥官竟然没有给自己配备机动部队。没有
人能确保守住如此漫长的战线；但当敌人派出兵力发起总攻并突破战线时，指挥官
应该有而且必须有许多机动部队，以便能够在敌人第一次猛攻的威力耗尽后，冲上
前去进行猛烈的反攻。
马其诺防线有什么用？有了它，本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节约很多部队。它不
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击的突破口，而且可以使大批部队留作后备力量，这是解决
此类问题阶惟一办法。但现在居然没有后备军，我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令我吃惊的
事之一。尽管我一直忙于海军部的事务，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更多地了解此种情形？
为什么英国政府，尤其是陆军部，没有对此了解得更多？我们不能以法国最高统帅
部为借口，说他们除了将一些大概轮廓告诉我们或戈特勋爵外，不愿意将他们的部
署情况透露给我们。我们有权知道这些，我们本应坚持这一点，因为两军正在一条
战线上并肩战斗。我回到窗前，凝视着用法兰西共和国文件充当燃料的火堆中升起
的缕缕青烟。那些老先生们还在推着小车，使劲地将车上的文件投入火中。
不久，甘默林将军又开口了。他谈及目前是否应集结部队向突破口或“凸角”
——我们后来就这样称呼突破口之类的东西——的侧翼打击敌人。有八九个师正从
较为平静地区的战线——马其诺防线上撤下；有两三个装甲师尚未投人战斗；还有
八九个师正从非洲调回来，两三个星期后就可到达作战地区。今后德军的推进将经
过两条战线的走廊地带。在这两条战线上可按1917年和1918年的作战方式进行战斗。
由于德军既要在日益扩大的两个侧翼建立防卫，同时又要为装甲部队的进攻提供补
给，所以德国也许保不住这条走廊地带。甘默林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听来也蛮有道
理。然而，我意识到，他的话并没有使这一小群到目前为止担任着要职的极具影响
的人物信服。我接着问甘默林将军，他何时何地准备向凸角的侧翼发起进攻。他的
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随后耸耸肩表示无望。
我没有争论，也实在无此必要。考虑到英国出力不多，开战8个月来，我们仅派出了
10个师参战，而且其中连1个现代化的坦克师也没有，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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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默林将军言论的主旨，而且的确也是法国最高统帅部随后提出的所有言论的
主旨，就是一再强调他们的空军占劣势，迫切要求增援更多的英国皇家空军中队，
轰炸机和战斗机都要，但首先是要战斗机。在其后的每一次会议上，直到法国沦陷，
法国都一再请求英国派战斗机增援。甘默林将军在提出请求时，声称不仅需要战斗
机掩护法国军队，而且需要战斗机去阻止德国坦克的推进。针对后一点，我回答；
“非也，阻止坦克是炮兵的事。战斗机的任务是扫清战场的上空。”我们首都空军
战斗机队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不列颠，这是关键所在，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此。不过，
现在有必要将首都战斗机队缩减到最低限度。在我动身去法国的当天早上，内阁已
授权我再调4个战斗机中队去法国。我们回到大使馆和迪尔仔细讨论后，我决定要求
内阁批准再增派6个飞机中队。这样，我们国内只剩下25个战斗机中队，这是最后极
限。做出这样的决定真让人左右为难。我嘱咐伊斯梅将军打电话给伦敦，召集内阁
立即齐会讨论我的一封紧急电报，这封电报在1小时后即可发出。
大约在11点半传来了回电。内阁说：“同意。”我立即带伊斯梅将军乘车去雷
诺的官邸；他的官睬让我们感觉有些黑沉沉的。过了一会，雷诺穿着睡衣从卧室出
来，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10个战斗机中队！于是我说服他派人去请达拉第先
生。达拉第立即来到总理官邸，听取英国内阁的决定。我希望尽我们有限的微薄之
力，能以这种方式为我们的法国朋友鼓劲。达拉第始终一言不发，他从椅子上慢慢
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大约在凌晨2点回到大使馆，睡得不
错，尽管不时有零星空袭的炮声使人辗转反侧。早晨我即飞回英国，尽管有其他急
事要办，我还是首先抓紧选拔政府第二级人员的工作。
17日上午10点，战时内阁开会，我向他们叙述了这次巴黎之行，以及我所能估
计的当前局势。
我说，我已告诉法国人，除非他们作出最大的努力，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再增派
战斗机中队去法国，使我们的国家安全遭受严重的危险。我感到增强空军力量的问
题是英国内阁前所未遇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据说德国空军的损失是我们的4—5倍，
但我又听说法国人只剩下1／4的战斗机。正是在这一天，甘默林将军认为大势“已
去”了。据报道，他说过：“我只能在今天、明天和明天夜里保证巴黎的安全。”
战事危急，一小时比一小时严重。当天下午，德国人进入布鲁塞尔。第二天，他们
到达康布雷，经圣昆廷将我们的小股部队赶出了佩龙讷。相关的比利时军、英军和
法军继续向斯凯尔特河撤退。
5月18日一19日午夜时分，比约特将军到戈特勋爵的指挥部拜访了他。无论是这
位法国将军的人品或是他当时提出的建议都没能激发盟军的信心。从那个时刻起，
英军总司令开始考虑向海岸撤退的可能性。1941年3月，戈特在电文中写道：“现在
的情况不再是一条战线被压弯或暂时被突破，而是整个堡垒被围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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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雷诺先生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组。18日，贝当
元帅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他自己接任国
防部长兼陆军部长。19日下午7点，他任命刚从近东回来的魏刚接替甘默林。当魏刚
还是福胸元帅的下属时，我就与他相识。我很赞赏他在1920年8月的华沙战役中巧妙
地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入侵波兰——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他
现在已是73岁高龄，不过据说做起事情来仍然雷厉风行，精力充沛。甘默林将军于
5月19日早上9点45分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第十二道），命令各北方集团军不得被敌
人包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南方突围至索姆河，并向切断了他们交通线的德国坦克
师发起攻击。同时，第二集团军以及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应向北攻打到梅济埃尔。
这几项决定都是很有道理的。说实话，让北方集团军向南总撤退的命令至少已延误
了4天。一旦发现法军阵线在色当有被突破的危险，北方集团军惟一的希望就是立即
向索姆河撤退。然而，在比约特将军的指挥下，他们只是逐渐地、部分地向斯凯尔
特河撤退，并在右翼建立起防线。甚至此时，他们也还来得及向南撤退。
北方指挥部一片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明显瘫痪，前途难料，这一切使战时内
阁感到极为焦虑。但我们的所有议程都在平静地进行着，我们明确地达成了一致，
但其中却蕴含着痛苦。19日下午。4点30分，我们被告知，戈特勋爵正在“研究在万
不得已时向敦刻尔克撤退的可能性”。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因为他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赞成向南进攻。于是我们派他带着我们的指示去见
戈特勋爵，命令英军开往西南方向，从重重障碍中杀出一条路来，在南方与法军会
师，并且敦促比利时军与此行动保持一致；或者，我们的另一个选择是，从各个港
口尽可能多地撤出军队。还有一点要告诉戈特勋爵，我们将亲自把这一决定通知法
国政府。在这次内阁会议上，我们派迪尔前往乔治将军的指挥部，我们和指挥部之
间有一条直通电话线。迪尔将在那里停留4天，把他所能了解的一切情况转告我们。
我们同戈特勋爵的联系甚至也是时断时续，非常困难。据报告说，他们只剩4天的给
养和只够打一仗的弹药了。
5月20日早晨，战时内阁又一次开会，讨论陆军的形势。即使能够成功地且战且
退到索姆河，我认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相当数量的军队可能会被切断或被赶往
海上。，gp次会议的记录写道：“首相认为，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调集大量小
型船只，随时准备前往法国沿海的港口和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