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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古色古香之气。于是，博古便把这幢房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的机关所在地。
附近还有一幢房屋，也是杨姓私宅，眼下成为“少共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即何克全）、秘书长胡耀邦、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这座屋子里办公。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二件事，便是杀鸡给猴看。
2月15日，博古以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省委的决定》，这个《决定》显示出一种大祸临头，刻不容缓的气势：
中央局在检查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部
的一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立刻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一个省委书记，并且是一个代理书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竟然被博古高看一眼。因为当时凡是称得上什么路线的，其代表人物必定是中共中央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立三路线”等，可是博古刚到苏区一个月，就大张旗鼓批判“罗明路线”，令人难以理解，就是罗明本人也都感到纳闷。
唯一看清博古此举真正目的的是毛泽东，他觉得博古太过分了。
毛泽东没有看错，罗明挨批，无非是他在汀州福音医院听了毛泽东的长谈，便把毛泽东的一套主张在福建进行贯彻。博古没有直接公开批毛泽东，不是博古不想这样做，而是共产国际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那电报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除此之外，博古还考虑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信，怕批出毛病来不好收场，便抓了罗明当替罪羊，可以任意地批。
《决定》公布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是凯丰主持下的少共中央局，于2月20日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号召“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