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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整个上午，张国焘独自一人在屋里独步沉思，想到自会师以来与毛泽东等人讨价还价的结果，只解决了一个总政治委员的职位，还是一个虚职，我张国焘说话没有谁听！军队指挥不动，还是毛泽东独断一切，总司令部形同虚设。毛泽东经常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都要过问，径行批定办法，然后交我张国焘执行。我姓张的不就变成他的幕僚人员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张国焘越想越窝火。四方面军之所以有今天这个阵势，弄到七八万人，不是我张国焘一手搞起来的吗？不容易啊！时至今日，南下问题看来同毛泽东等人已经商量不通了，他们不会听我的，要一意孤行，以中央决定的名义来压我，使我屈服，办不到！北上！南下！谁对谁错，现在还不是作结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我的南下主张就是错误的。
张国焘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今后怎么办的问题。现在，我与毛泽东已经势不两立了，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是想办法从毛泽东手中夺过军权，把一、四方面军都置于自己的指挥棒下面？是维持目前这种电报交驰，打笔墨官司的状况，等待毛泽东回心转意？他摇了摇头，这都不行。如果各奔东西，将来他还是要把我吃掉；如果从毛泽东手中夺权，现在都摊牌了，哪里还谈得上把他整下台；如果继续打笔墨官司，他们那么多中央要员，最终失败的还是我。
张国焘不愿再想下去了。其实，类似的事他已经干了不少。在肃反的时候，张国焘给当时的红军将领许继慎扣上了“反革命罪”的帽子，并捆绑起来用鞭子抽打，让他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但没有的事，他怎么能承认呢？于是，张国焘就叫喊着：“将许继慎绑到马上，拖！拖！拖死这个家伙。”曾经驮过红军指战员、红军将领的战马，而今又拖着一个曾经驰骋沙场、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罪人”，在沙滩上喋血——许继慎就这样被活活拖死。
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张国焘心狠手辣的秉性并没有改变。就在沙窝会议以后，朱德来到左路军。张国焘率部来到卓克基后，为了灭口，就将四方面军曾经和他平分秋色、后来反对他的一个著名将领曾中生，用绳子将其活活勒死。过后，张国焘向部队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现在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了，机不可失。张国焘暗自下了决心，并给陈昌浩发了密电。
那么，张国焘给陈昌浩密电的内容是什么？是挟持中央南下？是扣押中央领导人？时至今日，也无法考证。后来，毛泽东曾两次谈到此事。一次是在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自己是从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了这一电报内容。他说：“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另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天，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
据前总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回忆，9月9日这一天，张国焘曾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吕黎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迅即报告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参谋长。叶剑英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听罢吃了一惊，脱口而出：“势头来得好快！好猛呀！”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彭德怀曾根据一些迹象判断，张国焘有可能胁迫红一方面军南下。
随即，毛泽东从兜里掏出一个纸烟盒，将张国焘电文很快记下来，然后对叶剑英说：“你干得好，回去后把电报交给陈昌浩，要见机行事，要加倍小心啊。另外，要设法把那张缴获胡宗南的地图带走。”
叶剑英走后，毛泽东此时像喝了一碗烈性酒一样，心跳加快，但很快镇静下来了，思考着如何应付这一险恶的局面。
晚饭后，毛泽东匆匆离开了他的住处。那么，他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要找陈昌浩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如何，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就还有解决的希望。
这不是往虎穴里走吗？
毛泽东就有这种性格，往往在关键时刻，他要按人们习惯思维方向的反面走去。他想，如果在这种时候，不去与陈昌浩谈谈，避而不见，反倒会使他产生怀疑。如果此时找他聊一聊，可以看看他的态度。
毛泽东来到前敌指挥部，找到了陈昌浩。
“昌浩同志，今天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下，中央当即复电，恳切希望左路军一道北上，你的意见呢？”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总政委要坚持南下，我们就南下吧，反正南下也并不是死路一条，谁也不愿意把红军往火坑里送，何必在这个问题上纠来缠去没个完。”陈昌浩以疏导的口气回答道。
“是啊，一切问题都有商量的余地，上次以你和向前同志的名义给国焘的电报，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怎么就不理解呢？”毛泽东顺着陈昌浩的话发问。
“其实，北上南下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如果现在能给张总政委一点面子，两军南下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再团结向前嘛！”陈昌浩对毛泽东进行引导。
“好，我明天再跟恩来商量一下，要南下，政治局的几个同志也得碰碰头，统一一下思想。”毛泽东已经看出陈昌浩是铁了心要跟张国焘南下，也就不再多谈，便告辞了。
陈昌浩把毛泽东送到门口，目送着毛泽东消失在黑夜里。
毛泽东从陈昌浩那里直接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毛泽东就把话题引到北上和南下的问题上来了。
“向前同志，张总政委要我们南下，你的意见怎么样？”毛泽东问。
徐向前觉得毛泽东又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预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他也有他的原则，那就是红军会合后再不能分开，最起码四方面军不能分开，一分开，就有被蒋介石消灭的危险。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有不妥。”徐向前思考片刻，就这样回答了毛泽东。
“是啊，合总比分好，合则兴，分则伤。”毛泽东以一种伤感的语气说道。
“现在，我们的处境，应该是以合为前提。”徐向前的意思是只要能合，一起南下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明白了徐向前的意思，就把话题又扯到别的上面去了。又谈了一阵子后，毛泽东才向徐向前告辞。
毛泽东探明了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的态度后，他想现在事不宜迟，便约张闻天、博古立即赶往三军团驻地牙弄，同周恩来、王稼祥商量如何处理张国焘的电报问题。
路上，毛泽东把张国焘发电陈昌浩的事告诉了张闻天和博古，他们二人感到震惊。
夜，死一般地沉静，似乎整个地球都停止了转动。他们三人只感觉着自己的心在跳动。
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午夜，王稼祥也被用担架抬来了，他从瑞金跟随部队到此处，就一直没有从担架上走下来过。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他的伤口一直在化脓，有时疼痛难忍，就只得靠吸鸦片来麻醉自己，现在躺在担架上面的他，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看着这副模样，大家都显得有些难过。
不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五位政治局委员便开始紧急商讨起来，不一会儿，就列出了几个方案，但终觉都不那么妥当而举棋不定。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们赶快走掉。”毛泽东最后提议。
“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周恩来问。
“现在就走，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带着三军团出发。”毛泽东胸有成竹。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这主意不错。
“这样好，可以避免张国焘钻空子，攻击我们。”博古此时显得成熟了许多。
“情况紧急，只好这样，事不宜迟，今晚2时行动，行不行？”张闻天说完，以征询的目光看了一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
大家都表示同意，唯独毛泽东要求留下来断后，做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工作。
“一道走吧，留下危险。”张闻天不同意。
“不，我相信他们。”毛泽东摆摆手。
“我也留下，陪泽东同志。”周恩来也不放心。
“不必了，你有病，还是早走一点好。”毛泽东拒绝了周恩来的要求。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嘴角蠕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难道真会发生意外吗？
毛泽东义无反顾北上
人，一旦被信仰的力量统治着，他就什么也不怕了。毛泽东也明知留在后面很危险，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整个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他义无反顾，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要做做四方面军干部们的工作，动员他们一同北上。
本来，这是一次紧急的秘密行动，却被张国焘的人发现“告密”，使毛泽东面临着更大的危险。
原来，与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时，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畏发现了。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军长，两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的校长，此时正负伤养病。他得知一方面军的行动后，立刻坐担架亲自到总指挥部报告。陈昌浩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大骂中央“北逃”，说毛泽东“投敌”去了，并下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在这个讨论是否追击的会议上，副参谋长李特坚决主张追击，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和赞成。也许是觉得眼前发生的突然事件难以承受，徐向前蒙着一条被子难过地躺在床上。当有人向他请示对中央红军是否追击时，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没有派兵追击。
然而，陈昌浩却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没有调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