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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他以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没有向下传达。
其实，张国焘此时已不在乎中央对他作什么决定，在他看来，目前的中央已不存在了。
张国焘接到中央9月11日的电令后，只是简单地看了一眼，便把电报撕得粉碎，碎片散落一地。他很气愤，心想，你毛泽东还跟我中央来中央去，谁是中央？我张国焘现在应该是中央，你们应该听我的。于是，张国焘拒绝给中央回电，却致电一、三军团，称北上“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真会断送一、三军团”。他诱令一、三军团“望速归来”，“南下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张国焘下令所属部队即刻向阿坝疾进，并电令陈昌浩率编入右路军中的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三十军从巴西、包座一带折头南下。陈昌浩果然对张国焘唯命是从，将三万多名不久前刚刚从大草地挣扎出去的红军，又带回这条充满凶险与死亡的道路。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大会。会场上公开打出了“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幅。
张国焘在一片掌声中走向主席台，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讲了整整一天。
张国焘深知红军官兵对分裂行为都很痛恨，因而他就把四方面军和中央分裂的责任全部推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身上，并且对毛泽东的政治品质和人格进行恶毒攻击，这也是毛泽东所料到的。而对张国焘的表演天才，他恐怕不会料到。会场上，张国焘口若悬河，声情并茂，有时还作出痛不欲生、怆然涕下的样子。台下绝大多数干部并不清楚这场斗争的内情，经张国焘这么一表演，他们都信以为真，情绪激愤起来，反对毛泽东和中央的口号此起彼伏。这还不够，第二天，张国焘又特地安排“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对中央主要领导进行大肆丑化。
朱德参加了两天的干部大会。他被请来在主席台上与张国焘“平起平坐”。张国焘开会前介绍朱德时仍称他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张国焘在想尽一切办法要利用朱德。
张国焘的发言已接近尾声：“同志们，我们红军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艰难？过去是李德、博古有错，那么李德、博古已经垮了，现在又是谁的路线错误？”他指着会场旁边的大横幅说，“很明显，他们明知道北上走不通，还要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他们北上，其用心不是想断送整个红军吗？这样无能又无知的人，还能继续做党和红军的领袖吗？他们已经把10万人的中央红军拖垮了，现在又企图把我们辛辛苦苦壮大起来的四方面军带到死路上去。同志们，难道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和他们一起完蛋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会勇敢地起来反对他们。现在，他们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悄悄跑了，我认为跑了是上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我带领你们，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
张国焘善于利用人的心理，当时在四川籍的红军官兵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不愿出川的情绪。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有“天府之国”才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他们的家，他们的亲人，他们的根在这块土地上，离开四川，他们便觉得自己成了水上的浮萍。也正因为四方面军中具有这种普遍的思乡情绪，所以张国焘才敢公开和中央对着干。而且，在以后的南下行动中，“打到成都吃大米！打进成都过新年！”便成了最能鼓舞全军士气的一句口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国焘请朱德也讲上几句。
谁知朱德当场拒绝，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
这时候，黄超陡地站起来，指着朱德大骂：“朱德，你这个老右倾，顽固透顶！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还不识抬举！你……”
“啪”地一声，朱德用力一拍桌子，震翻了桌上的几只茶杯，双眉竖起，怒色满面地喝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闭上你的臭嘴！”压下了黄超的气焰，朱德声音洪亮地向台下说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哪个都晓得‘朱、毛’，要硬逼着我这姓朱的反对姓毛的，是不行的！我承认我们目前遇到了困难，可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需要党的团结、红军弟兄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分裂是绝对不会有出路的！”
朱德的这话终于激怒了张国焘。会后，他下令杀掉了朱德和刘伯承的坐骑，让他们从此徒步行军。又授意一帮亲信军官，数次三番去纠缠骚扰朱德和刘伯承，迫使他们听一听“全体官兵的呼声”。
当然，张国焘的目的，不只是要做这么一番宣传，他认为自己的领袖梦已经到了该实现的时候了。
奉张国焘命令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的红军，逐渐会合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在此以前，无论张国焘与中央僵到何种程度，但都可以视为党内的政见分歧。然而，10月5日，张国焘公开与中央闹分裂，在卓木碉的喇嘛庙里召开组建第二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这一天，成为张国焘由中共元老转变为野心家的分水岭。
会场气氛沉闷而紧张。每一个到会者在此之前都已经知道了今天这大会的主要内容。也许是都清楚此举意义非凡，所以心情却万难轻松。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一面慢条斯理地作报告，一面察言观色——他也不那么轻松。发言中，他除了攻击毛、周、张、博及中央红军以外，还提出了成立新的中央的意见，并以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作类比，为其另立中央的反党行为张目。
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的决议》。这个《决议》决定：
张国焘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革军委主席。
从中央委员会中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
大会还通过了向“原党中央”发出的电文：
一、此间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
二、你们应该改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领袖梦实现了，口气也大了。此时的张国焘正如同朱德讥讽他的一样，果真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
第四章 长征尾声：余波难平
挥泪问苍天（1）
朝思暮盼着会师，会师以后又倏尔分开。
红军没有被大自然的险恶所征服，也没有被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所摧垮，却因内讧而分裂，使党和红军走上了突围西征以来最为惊险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走的一段最为艰险的路程。
中央红军脱险北上，势单力薄地迈开了艰难的双脚。
张国焘拉着左路军南下，面临着绝路一条。
更严酷的现实，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中央的局面。这使党和红军处在比面临蒋介石几十万兵马的追杀更危急的处境。
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为此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因为分裂，红军的力量被分割而变得更加弱小。
因为分裂，一部分红军经历了更多磨难。
因为分裂，在红军官兵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
迷茫、困惑、忧愁、痛苦，笼罩着左路军官兵的心间。
党中央认为张国焘推行的是退却逃跑主义路线，而张国焘反戈一击，指责中央北上是无休止的一种退却，是害怕敌人的一种逃跑。
谁是谁非，许多红军官兵一时还难以弄清。但他们都认准一条：分裂对敌人是有利的，对自己是有害的。
痛苦也便由此而生。
徐向前在沉默中煎熬
一个人，当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时，沉默则是一种必然。但这种沉默，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承受的一切却又不同。
为了不介入两者之间的纠纷而保持沉默，是一种观望。
为了不舍弃任何一方而保持沉默，是一种忧虑。
为了在不明原由的情况下避免盲动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等待。
为了开脱自己已做出的不情愿的选择而保持沉默，是一种痛苦。
徐向前此时就被观望、忧虑、等待和痛苦一齐纠缠着。
在10月5日那一天，徐向前参加了张国焘主持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徐向前猜想，今天张国焘开会，无非又是把中央骂一通罢了，就随便坐在了一个角落里，因为他本来话就不多，今天就更不想说什么。
然而，徐向前一开始就感觉张国焘今天的讲话味道变了。
“现在，毛、周、张、博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向北逃跑，党中央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张国焘提高嗓门，加重语气地讲着。
徐向前猛然抬起头，望着张国焘心想，你张国焘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要另立中央？
“我们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重新开展工作。”张国焘的情绪变得激动了。
徐向前的头低落下来，他想不到张国焘会搞这么一套。原来他总是想左右两路军分手了，也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又会走到一起的。这下完了，不可能再有会合的那一天了。他知道张国焘另立中央将意味着什么。
徐向前硬着头皮听下去。
张国焘也许发现了徐向前那惊讶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便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