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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6
英雄举动一般并不出自勇敢、刚毅、自主之人，而经常是处于绝境者的背水一战。一战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这么说：
我当时别无他想。要不怎么办，“逃”？我从没想过。那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坚守岗位？”我倒是坚守了（我的枪），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头没其他东西了。说实话，要是没枪，我准保临阵脱逃。陆军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65。另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致其双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约翰·巴肯，《弗朗西斯和里弗斯代尔·格伦费尔》（伦敦，1920），页200—201。
据信，胆小者的“一时大意”与传奇英雄的“心血来潮”并无太大不同。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75，1919年2月18日。推荐信本身就贬低了“实际”战斗体验，因为这些信必须用（借用罗兰·菲尔丁上校的话）“廉价惊险小说般浮华的词句写成”，再就是“满腔热情‘给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远离前线的当权者授予奖章。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见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266及罗伯特·莱卡赫曼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7。参加过越战的罗伯特·E。霍尔科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奖章因何而得。罗伯特·霍尔科姆，引自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22。与本章开始的罗伊·贝纳维德兹一同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谢尔曼·普拉特曾说过：
每一人得军功章，可能就有五六个人本该得，却没人给他们写推荐信。指挥官要先听取事迹汇报，之后才能写信推荐。但有很多英雄壮举发生时都没人在场。指挥官也可能因要指挥作战而根本无暇写信举荐。要不就是等他们有时间了，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谢尔曼·普拉特，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45。
越战时，军功章更不值钱。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战斗勋章。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
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学家
可以评判的。我不恨德国人，也不会
为英国人狂热，去讨好小报。
除了有个胖胖的爱国者我不喜欢
对德国独夫我似恨实爱。
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1915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写于1915年，收托马斯，《诗集》（伦敦，1920），页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稣升天节，陆军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天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脑袋。“我想我活不长了！”他欢快地宣布：13天后，他的预言成了事实，死时才27岁。
格伦费尔1888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就读。他7岁就会射击，有空就骑马、钓鱼、打猎。戎马生涯一直是他的梦想，刚满20就在皇家第一重骑兵队谋了一个差使。一战前，他曾驻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儿他喜欢上了拳击、追踪野物和猎杀野猪（“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它对我太重要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战争的传言让他着实激动了一把。
你一定会赞同我说的，这是重振帝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约翰·爱德华·雷蒙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毕生致力于爱尔兰自治运动——译注］、印度人、威尔·克鲁克斯、布尔人和斐济南部岛民都特别愿意帮我们打德国人。这有助于强化和平时期对帝国国旗、大英母国、重武装旅和惨淡的红标线等难以捕捉的帝国观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觉得吗？
他于9月20日回国，两周后就随第四军团第三骑兵师渡海去了法国。
格伦费尔从战争中找到了乐趣，也证明了自己作为骑兵一点都不差。在伊普雷战役［一战中三次战役的总称，分别发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时西部与法国交界的小镇伊普雷附近。作为盟军突出部上的战略要地，该镇挡住了德军去往英吉利海峡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几被夷为平地——译注］中，他成功狙击了不少德国士兵。他告诉家人，要想私下狙击敌人得获得指挥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军战壕”，透过胸墙发现一名德国士兵。“正有说有笑，”格伦费尔记述道，“他的牙金光闪闪，好像就贴着我的准星，我缓缓地扣动了扳机。他咕哝了一声，倒下了。”以后几天，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这样的狙击，并因此（再加上预先通知所在部队，躲过了一次偷袭）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在他的猎获物记录簿上，除了鹌鹑以外还有死于他手的德兵人数。
1914年10月15日他写道：“这实在太好玩了；你做梦都想不到能这么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但经历过这事，也只有叉野猪凑合着能调剂一下，其他事都显无聊透顶。”四天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打响了，在10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好像彻底沉醉于其中：“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精神过，也不曾这么高兴过；我太爱打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