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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克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敌人，是好抑制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也说：
但其转为恶意仇恨的程度，而不是其受压抑的程度，才是构成我们所说的这些战争间接参与者“士气”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远离战场，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2。
于是，他们把无法亲身杀敌的愧疚移置到了敌人身上。女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男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呆着，也就不把敌人当人，被他们杀害的人的惨叫也就当没听见。
前线的士兵非常清楚，训练时看到的妖魔化敌人的照片和战场上实际遇到的之间会有很大出入。F。派克汉姆，“可鄙的1912—1920年代回忆”，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斗经验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不能信。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2。当你直面敌人时，几乎很难相信那些暴行的传闻。海勒姆·斯特迪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兵的可怕场景。他虽然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但第一次看见德国兵是战斗结束后去查看战俘时：
仅凭看到在湿地里泡了数月、没有布盖着的死尸，是没法建立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概念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敌人的惟一一面。下面我要看到的应该就是割下了比利时妇女的乳房、把刺刀插进他人身体的这些人了。这帮德国畜生。他们列队走过来，而我此时忽然感到战争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些战俘都很年轻，伤挺重，都缠着绷带……他们蹦着、跳着，神情很紧张，我想可能是刚经过轰炸的缘故。他们走过时我听到的最粗鲁的话是“这帮可怜的家伙”，说这话的是一名步兵。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5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前头脑中想象的敌人模样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间的不同，有很多人都评论过。锡德尼·罗杰森见到德国战俘后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们的敌人早就成了传奇人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距我们通常不过几米、拉满铁丝网的战壕后藏匿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德国佬、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他们从不知道留人性命，是他们钉死了加拿大人，刺死了婴儿，奸淫了比利时妇女，分离出尸体的脂肪建厂加工！……但这些脸色惨白、面容严肃的年轻人真的做得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吗？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124—125。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3
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军人都把杀敌当作一件略微有点恶心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自视为匠人、专业人士，或者不过是履行自己职责的普通人。爱德华·格洛弗，《恐惧和勇气的心理学研究》（哈蒙兹沃思，1940），页84；陆军弗洛伊德·琼斯军士长，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77；欧尼·派尔，《这是你的战争》（纽约，1943），页241—242；保罗·里奇，《战机驾驶员：法国战事的个人记忆》（伦敦，1944），页71。1942年时，约翰·J。弗洛赫蒂描述了空勤机械师拉塞尔·布朗中士在机载枪手和另两名机组人员牺牲后被迫接过机枪的情形：
布朗（因战友牺牲而起的）的一腔怒火让位于冷静的决心。战斗带来的激动心情已不再，现在他是一名熟练的工匠，手持工具在做着习常的事情。
接着，布朗又叙述了他在击中德军机组人员前是怎样盯着他们的眼睛的。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当别人问战功显赫的埃勒斯中士，他杀死那么多德国人是不是因为仇恨时，他答道：
我不恨任何人，先生，也不愿意杀人。但如果有人在我做事时碍手碍脚使我不能继续工作，那只有杀了他，就这么简单。埃勒斯中士，引自默尔·米勒，“介绍”，收唐·孔登（编），《战斗：太平洋战争》（伦敦，1958），页9。他曾获美国荣誉勋章、银星奖章和带小金属徽章的铜星奖章。
毛利族士兵保罗·托马斯描述了他在赴越作战前的类似反应。“去越南是当时惟一可做的事，”他回忆说。那时“杀人不牵扯任何的感情；这样的反应是早就欲设好的”。保罗·托马斯，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中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67。
不少士兵都认识到，敌人和自己一样遭罪。用伞兵威廉·克拉克在一战时的话说就是：
和他们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你不会恨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兵打仗，一样受政治家、将军和战争贩子的操纵。我们——他们——都不过是炮灰。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话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T。皮姆教士、杰弗里·戈登教士，《两位随军牧师发自辟卡迪的日记书信》（伦敦，1917），页28。
尤其是在轰炸期间，士兵虽然宣称要尽力杀敌，但也常对德兵怀有极大的怜悯。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3—254，与格林太太书，1915年11月13日。在前线区别对待敌军士兵和他们的长官是比较容易的，正如发表在《澳大利亚兵》上的一首一战诗的前两个诗节所写：
我不想把德兵
炸得尸骨无存；
和平才是我所期待——
要这些尸块有何用。
但我要把他们的皇帝高悬
还有他的私人卫队——
名有多臭就挂多高；
反正有高炮轰他下来。海默，“和平的条件”，《澳大利亚兵》，1918年8月6日，页11。
这种想法在欧洲战场尤其有代表性，而在稍“远”一些的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就未必了。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61。试比较，有42％的美军士兵看到日军战俘后反而更想杀人了。这可能与太平洋战争特别残酷有关，其时接触敌人几乎不可能。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4
是爱是恨？
就杀人来说，正面的感情要比负面的管用。仇恨可能反会降低“战斗力”；关爱的作用正相反。技术进步，炸弹、手雷的使用日益增多，彻底削弱了激情在战斗中的作用：冷静的头脑、坚定的目光要比对敌人满腔仇恨更重要。W。麦克斯韦尔，《从心理学角度回顾一次大战》（伦敦，1923），页84。另见斯坦利·戴尔蒙德，“战争和分裂人格”，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87。杀敌的欲望加上盛怒和仇恨，在其作用下抠扳机的手反会发抖。《战士的心理学》，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在嘈杂、疲劳、危险的环境中，军人能否保持“定力，坚持完成任务”显得十分重要，有位心理学家反复说道。安东尼·华莱士，“战争的心理学准备”，收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编），《战争：武装冲突及侵略的人类社会学》（纽约，1968），页178。要长时间保持对敌人的仇恨不仅十分困难（能与不能尚且不说），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82—383。对杀人经历和仇恨缺位的直白探讨，见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伞兵威廉·克拉克，“‘14/18’杂忆”，页1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雷德里克·基灵军士长1915年12月23日及陆军阿瑟·韦斯特上尉1916年2月12日的信，均引自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61及290；列兵莱昂内尔·黑明，“拉下重骑兵”，页112，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B。劳伦斯文章草稿，“理智还是情感”，页4—5，收C。奥格登，“书信文件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页90，1916年10月16日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而且进攻欲过于强烈的部队常不易收手，这样就得承受不必要的伤亡。G。柯尔布鲁克，“家书”，1915年5月28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尤利西兹·李，《二战美国陆军专项研究：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698。仇恨的形成总是以自制力的丧失为代价，这样的士兵又与武装暴徒何异？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因仇恨而生的心理冲突有害而无益。时刻抱有敌意、渴望杀死宿敌的士兵会发现，很难把自己的暴烈性格融合到团队中去。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事实上，对敌人的仇恨和从杀戮中获得的满足常引发各种不利于战斗的情绪。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另见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74。过分沉溺于杀伤的士兵会因频繁战斗，而更容易精神崩溃。陆军埃德温·魏因斯坦少校，“美国陆军第五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及陆军雷蒙德·索贝尔少校，“长期作战后的焦虑抑郁反应——‘老军士综合征’”，《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143—144。
更重要的，仇恨会减损士兵对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