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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道德自我的健全（即负责）。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5
文 饰 作 用
个人罪感常可获减，原因有二：一、士兵不过奉命行事；二、其命令均由合法的权力机构给出。这些机构可以是当地的指挥官（只消一句“命令就是命令”，炸弹就会被扔进防空洞，理由？“没有时间”俘虏敌人），也可以是国家（有越战老兵承认，有的事是他“本不该做的……但我可以这么说，在国家叫我做的事以外，我再没做过错事。我自己从不干坏事”），不过后者稍难服众。史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4及威廉·科尔，“加拿大士兵”，页10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指挥官总归比海牙或日内瓦的立法者来得亲近，所以军法的权威与军官的命令相比不太能减轻士兵道德或良心上的谴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凡被正式起诉的人大多强调自己只是忠实命令。就像越战中的威廉·卡利中尉，他在为“导演”美莱大屠杀的罪名辩解时就说“那天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动越南人一根毫毛：注意，这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那是我的祖国。”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及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5。“有命令”很容易就能减轻内心冲突，且能激发“合适的”反应，也即强烈的进攻欲。许多教官都了解这一点，尤其是需要下属不通过思考一味执行命令时。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睡得香，起来时浑身是劲——然后去杀人，而没有丝毫的害怕”。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3。至于其副作用——即军官会有比士兵更深的“集体罪感”——就鲜有人提及了。史蒂芬·格雷厄姆，《对逝者的挑战》（伦敦，1921），页78。只要是执行命令，杀人就可以想象成与杀戮完全无关。
即使不是执行命令，士兵也能通过互易的逻辑为自己的行为找寻依据，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杀人就会被人杀”。这一准则的推演有高下之别，上至国家，下到某个陌生的人（“女性和弱者”）、到朋友，最后是自己。随着对象越来越具体，杀伤也就越来越有理由。所以，在现役军人（而不是后方的所谓“宣传家”）看来，为了国家而杀人是最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前面看到的）暴行是个例外。近一层的是一些具体可感的陌生人，他们死得冤枉，需要有人给他们报仇。二战时有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绰号“魔怪”，就拿不定主意是否该向一名德国炮手开火，而后者正想跳伞逃离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见那人进退维谷的样子，他心头突然一热，罪感油然而生——但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地上众生的景象，“老妇、年轻的妈妈和小孩，都蜷缩在掩体里，盼着防空警报能解除”，一想到这，他就决心杀了他。“魔怪”，引自空军阿索尔·福布斯中校、休伯特·艾伦少校，《飞行员小伙子们》（伦敦，1942），页72。魔怪后来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
复仇对于减轻悔意有更大的意义。许多人只有在战友被害时才会取人性命。因为这给了他们“算账”的理由，让他们感到自己应该“赶快行动起来”。亚力克斯·卡姆斯蒂，“日记”，1915年11月29日，帝国战争博物馆及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10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61；约翰·科迪，“我的一战回忆”，页1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唐纳德·吉尔克赖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3；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47及8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3月21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R。普林特，“自传”，页1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52—53，1916年4月1日及4日条；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A。特纳，“总攻时刻”，页48—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托马斯·欧文解释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杀人时说：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6
有人开枪打中我的腿。我回击，打中了那人的脸，看见血喷出来，有如泉涌，顺着脸淌下来。他还年轻，很英俊，但是个狙击手。要是不把他干掉，天知道他还会伤多少人的性命。托马斯·欧文，“未减的回忆”，收迈克尔·霍尔（编），《索姆河上的牺牲》（纽汤艾比，1993），页23。
同样，在越战中也有把复仇作为杀人理由的。一名士兵在看见战友遇害后这样说：
我的想法立时就变了……开始变得喜欢杀人，怎么也杀不够。每多杀一个人就会高兴些，这样我受到的伤害也会减少。每逢战友牺牲，我都会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消亡了。我不管他们是谁，都要他们赔偿我的损失。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78—79。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及231及陆军一等兵查克·芬克，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44。
或者就像另一名参加过越战的士兵所说，凡有战友阵亡，他都会亲自为之报仇，而且还要跟战友的亡灵说：“老兄，这人是为你杀的。我一定要干掉这个混账东西，把他的心挖出来祭奠你的在天之灵。”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89。另见页96。类似的话下面的人也说过，一战中的美国士兵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页145及约翰·洛曼，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34。在他们看来，对战友的无谓滥杀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办？“找他们报仇，不能如愿的话，就把无辜的农民当作凶手”。罗伯特·利夫顿，“战后的世界”，《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181—182。这样，悲痛就转变成了愤怒。
报复最得劲的是士兵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尼尔·J。斯迈尔瑟在研究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时指出：“邪恶的痼疾在于，为恶之人总是深信别人会对他行恶”。尼尔·斯迈尔瑟，“毁灭行为的决定因素”，收内维特·桑福德、克雷格·康斯托克（编），《邪恶的惩罚》（旧金山，1971），页17。士兵再三申辩说，不取人性命就会命丧他人之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有三次战争的例子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诺比·克拉克，“西线狙击手”，页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74及134；哈罗德·迪亚敦，《医疗和责任：战地日记》（伦敦，1928），页66—67；“纳尔逊”，其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9；斯蒂夫·哈珀（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22；F。德马格瑞，“从鞍囊到步兵步包”，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页67，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福克斯，“一段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经历”，页13—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W。柯尔比，“1917康布雷之战”，页98，帝国战争博物馆78/51/1；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4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详，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哈罗德·托马斯教士，“教士”，页4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争部参谋处，《1916年刺刀训练》（伦敦，1916），页5。铁心杀手锡德尼·洛克伍德在拿掉一个德国兵的脑袋后冷冰冰地说：这“固然不好，但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亡”。锡德尼·洛克伍德，“无人地带”，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狙击手维克托·里基茨也有类似的看法：
从瞄准具里注视你的同类可不好玩，那清楚得甚至能看清对方眼睛的颜色，更难的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几秒钟之后又有个生命就又要归天了。但你非得横下心不可，俗话不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
里基茨接着说，“不过，差点就是他生我死了”。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类似的说辞越南也有士兵用过，比如一名年方20的澳大利亚列兵就曾跟一家报纸讲过自己用机枪撂倒当地一名妇女的情形：“不是她死就是我亡……要是摆骑士派头，我早就成鬼了。”列兵杰夫·波特，引自艾伦·拉姆齐，“我是如何射杀两名越共分子的”，载1965年8月3日某报，收巴巴拉·阿尼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