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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7
精神病学家的作用
士兵如果因自身的缺陷（无论是怯懦、柔弱，还是“当真”神经错乱）而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那精神病学家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起作用：有他们在，可以从道义上说明战争的合法性；他们于“治愈”持异见的士兵也有着关键的作用。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第一个用场不应被低估。他们不会避开道德教诲，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道德的化身。传统上，这一职责是由神职人员来完成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地由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后者有意识地扮演牧师的角色，用他们的语言。例见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另见本书第9章。军事训练成了“转化不曾适应的道德心”的手段，美全国科学研究会1944年编写的教科书《部队心理学》说。《部队心理学》（华盛顿，1945）。朝鲜战争期间，是医务人员提供了“精神指导”。陆军弗朗西斯·普卢伊特上校，“军中医患关系”，《美国三军医疗杂志》，5卷2期（1954年2月），页204。到越战时，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已经基本揽下了原先属于宗教的职能。斯科特·纳尔逊、E。托里，“精神病学的宗教职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卷3期（1973年4月），页362。用“退伍军人扩大服务计划”协调员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是顾问；我们的所做已几近牧师。士兵来找我们，既寻求帮助，也是为了求得宽恕。”引自彼得·马林，“与道德痛感共存”，《今日心理学》，15卷11期（1981年11月），页68。
在军方看来，把某些道德责任从牧师肩头转到数据收集者和“心智医生”身上自有其好处。当时，心理学家在平民社会的根基尚不牢固，所以很愿意到军中做事。有社会学家在《陆军战斗部队杂志》（1955）中沾沾自喜地说，社会科学工作者向军方提供的信息须时刻“处于职业军人的监控下，后者会小心裁断、取舍有度的”。与编辑书，弗朗西斯·约翰斯顿，“同仇敌忾——社会学家的见解”，《陆军战斗部队杂志》，5卷10期（1955年5月），页7。社会科学家愿意遵从军队的道德标准，军队也急需这样的人来对付（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坦利·米尔斯的原话是）“不愿轰炸妇女、儿童的飞行员”，或为拒绝向因战斗而心神不定的士兵发放抚恤金的决定（理由是，给他们抚恤金实际是奖励心理缺陷）辩护。查尔斯·米尔斯博士在退伍军人福利协会医疗年会上讲话的报告，“战争恐惧症”，《柳叶刀》，1939年7月15日，页153。士兵如果因参战而出现心理问题，则不应获抚恤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澳大利亚方面的例子，见R。埃勒里，“一个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精神病学项目”，《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14期（1946年4月6日），页459；C。麦卡锡，“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1；H。威利斯，“战争恐惧症患者的康复”，《澳大利亚医疗杂志》，1卷26期（1946年6月29日），页915。二战时有个心理学的巡回讲座，题目是“应对杀戮”，就为其道德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注脚。该讲座认为，杀害战俘是理所当然的；军事心理学家和其他军官得到的指令是，如有人对杀战俘持保留意见，只须告诉他不必为此背上心理包袱，道德责任自有上级来承担：也就是“服从命令”。有心理包袱的人，只消对他们说，杀害战俘的责任“由集体来负”，而且杀死战俘不仅保护他们自己和战友，也维护了“文明的理念”。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应有任何想法说处决战俘是“杀欲”的表现。“战争的心理学方面讲座摘要”，讲座题为“应对杀戮”，页5，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附录）。在军事心理学家的眼里，杀害非战斗人员不是道德问题，只是现代战争的一个基本事实而已。部队的宗教顾问无论怎么为杀戮正名，他们都清楚神学上“正义战争”的概念。社会科学没有如此权威的道德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主流——如本能学说、精神分析学说——都把杀戮看成人类心灵中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一部分。其他学派——如行为主义——所宣扬的实用伦理也很受军方的欢迎。这样的观点不见于宗教典籍，虽然通过阅读随军牧师的日记我们也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学理论，进而丢弃了部分忏悔、宽恕之类的传统说教。详见本书第9章。
但与救治无法临战的士兵比起来，为战争正名并不十分重要。精神伤员的数目之多让负责抚恤金发放的机构不得不向精神病学家求援，好（用英国一战时国务大臣的话来说就是）“为国家省下一大笔原本应该偿付给退伍军人的抚恤金”。国务大臣的备忘录，1915年6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550。
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8
治 疗 方 法
治疗一直以让尽可能多的士兵尽快地回到战斗岗位为目的。一战因患战斗疲劳症而入院治疗的士兵中，最终回到战场的只有两成：反过来说，一定要把这么高的“永久丧失战斗力”的比率降下来。对截至1917年6月30日的一年中从马格亨红十字军医院出院的731名士兵的研究，收托马斯·萨蒙，《英军精神疾病和战争恐惧症（“炮弹休克”）的护理与治疗》（纽约，1917）；《精神健康》，1卷4期（1917年10月），页525。在这个背景下，有了一次大规模动员，请医务人员除了减轻士兵的苦楚外还指导军官的工作。这样到二战爆发时，全美执业医师中有近四成都应召到了部队，为1 200万军人也就是全美8％的人口服务。历史情况见罗伯特·阿伦费尔特，《精神病学在二战中的英国陆军》（伦敦，1958），页17。另见伊莱·金斯伯格，《表现方式》（纽约，1959），页13。注意，越战中澳军没有长期雇佣精神病学家。
在一战期间，对精神崩溃是因器质性失调到心理失调的认识改变，当然影响到治疗手段的选用。如是因“神经瘫痪”引起的崩溃，就会施用按摩、休息、电击和调整饮食等疗法。如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那“谈话疗法”、催眠和休息会有助于患者早日康复。但不论何种情况，作业疗法（一战中近30％的治疗都采用了这种方法）“1921年6月17日周五在总部召开的医疗服务神经病学代理专员会议备忘录”，1921年，页1，伦敦档案局PIN15/56。和“灌输阳刚气”总是在推荐之列。就像英国约克郡布森炮场的医务主管在1920年所说的，医务人员虽要表现出同情，但患者“一定要学会像男人那样正视自己的疾病”。乔治·杰弗里，“与战争精神神经症相关的一些有趣的问题”，《精神科学杂志》，66卷273期（1920年4月），页140。男人要变得“硬朗”起来，就得干体力活。J。H。海布，“神经衰弱者的硬化”，1923年12月6日，伦敦档案局PIN15/2946。另见伦敦档案局PIN15/57，落款1922年6月20日的备忘录。
前面讲过，到二战时人们已经把身心疲惫视作精神崩溃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促成了军方自1942年起开始设立疗养所，以及用政策来限制士兵不经休假连续作战的时间。陆军J。斯帕罗中校（辑），《士气》（伦敦，1949），页13及陆军C。肯顿少校，“战争的医学史……1944年第2季度报告”，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1458。与此同时，面谈和精神疗法等也被广泛采用，日渐流行。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认识了胰岛素、巴比土酸盐等药剂的疗效。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3。麻醉精神分析是指在对病人施用阿米妥钠、硫喷妥钠等催眠药的情况下与之面谈，对其言语进行精神分析。医生会跟患者说明，刚才给他服了催眠药，是为了帮他回想已经淡忘的事。等患者镇静下来后会给他明显的暗示，使他坚信自己完全可以康复。有个统计表明，这种方法在95％的患者身上都有效，尤其是区分起“真正的”癔病患者和诈病的士兵来更是灵验。陆军阿尔弗雷德·路德维希少校，“战士诈病”，《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30及97。“暗示”还有更微妙的用途，可以让士兵重回战场。比如在一家疗养所，一名狂躁的士兵被留了下来，因为他总是兴奋地要求回前线，杀“坏蛋”。这种情绪传染了其他未必有这么急切、却特别容易受暗示影响的患者。菲利普·瓦格纳，“1944年6月20日—8月20日诺曼底攻势中的精神病活动”，《精神病学》，9卷4期（1946年11月），页348—349。
电击疗法也有使用，或是单用，或是配合药物治疗，特别是像对精神失常、分裂和情感性精神病等。这种疗法要用到便携式电机。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是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的一名士兵，他说这“非常痛苦，因为不给你麻醉……电压很高，所以不时有颌骨、腿骨或臂骨断裂的事发生。”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29—30，（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据说，这种治疗不只对患者有好处。陆军中校路易斯·L。特里恩和马丁·施泰因少校1949年时曾说，这
使精神病患者可以得到治疗而无须冒太大危险，而且不需复杂设备。它把对物件的损坏以及对医、患人员的损伤都降到了最低程度，大大降低了转运病人的难度，显著减少了药品和关押措施的使用频度。陆军路易斯·特里恩中校、马丁·施泰因少校，“后方精神病院”，《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