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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精神疗法中的应用”，《美国三军医疗杂志》，8卷9期（1957年9月），页1359。
医疗队的军事化
即使医务工作者愿意，他们能与患者为善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在军队里，心理学家能拿主意的时候很少。对心理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与军方的需要直接相关，连有很大影响力的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也被威胁，如果偏离了狭窄的“军事”目标，他们的经费就会无着落。梅雷迪思·克劳福德，“军事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25期（1970），页335。美国陆军部新闻教育司（该司负责聘用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研究限于“具体问题”，要能有“具体成果，和后勤政策、实务有确定、直接的关系”。罗宾·威廉斯，“二战期间政府内社会学研究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11卷5期（1946年10月），页573。心理学家不得对有违军令者的量刑作任何评论，除非当事人“确实”因精神原因而不适于受审。陆军J。威斯哈特少校，“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随军经历——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尤其提到在前线工作经历”，1944年1月23日，页7，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书信文件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军队社会学家莫里斯·詹诺维支对研究有所谓的“启蒙模式”和“操纵模式”之分，两者间没有竞争。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和军队和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的起源”，《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79。
再有，军方听到刺耳的言论，会责令其封口。军医和其他军人一样，要是工作“马虎”也会受军法处置。比如陆军G。N。柯克伍德中尉，一战时在第11边境团第97步兵营做军医，就支持士兵说自己身心疲惫，没有能力再发动进攻。因为这，他挨了骂，还被解职、除名。第32师指挥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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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病人、伤员，在医生是美德，但军医的任务不是向司令报告他的下属不适宜执行某项任务。士兵只要在前线，就是能执行任何命令的最好凭证。“炮弹休克”，1915年7月，收查尔斯·伯彻尔爵士，“文件和报告”，（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在1943年年初，因精神问题而被遣返的士兵超过了征召的士兵人数，于是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精神病医生不得建议遣返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惟一的例外是精神错乱的人。引自唐纳德·彼得森，“讨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7期（1967年1月），页819。到越战时，军方的强硬态度使像唐纳德·B。彼得森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要求精神病学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要是手软的话，就会有非医务人员的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同上，页819。越战期间，当激进的军医试图反抗、帮助士兵躲避兵役时，军队指挥官干脆只把自己想开除的士兵送到他们那儿。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7。
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很少能约束住心理学家。军队心理学没有一套专有的技术（这一点不像实验心理学），关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问题（这与发生心理学不同）。它只与军队相关，是它的一个下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而且有这么多驯服的实验对象，心理学家自然非常欣喜，也愿意听从部队的要求。詹姆斯·德里斯凯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和军队：近期的应用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5。虽然有论者试图从工作划分的角度解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军方需要间的矛盾，例见陆军罗伊·克劳森上校、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解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3期（1966年9月），页281；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7；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学：一门分科的兴起”，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编），《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芝加哥，1972），页160。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两者间其实没有“角色冲突”。社会工程正是他们要做的。
实际上，医务工作者就好战而言不逊于别的军官。虽然有人说“当别人都在毁灭生命时，挽救生命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红魔：一支空降野战救护队在诺曼底》，1944年，页45，（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但也有很多医生向往在战斗中扮演更具攻击性的角色。至少，他们都认为救助伤员是为了能让他们继续去杀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436—437及罗兹·桑代基，其访谈收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9。在训练中不断有人提醒他们，“你们到部队，是杀德国人、日本人的，是来赢得战争的。别忘了这一点！”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9，（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在有机会扛武器时（如二战伞兵团），大部分医务官都乐意全身武装，以“尽其所能，进入战争状态”。《44印度空降师：第一份训练手册：医疗服务》（出版地点不详，1944），页8及14。另见A。沃克，《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医疗服务：有一章专讲医疗队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页512，有关于“前线”、“后方”界限日渐模糊，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武装的叙述。据二战时一份报告讲，他们“希望成为战士”，这种想法与他们职责间的冲突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粗暴对待或极度纵容士兵的原因。给所有医务官的通报，“军心、纪律和精神健康”，二战中但未注明日期，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另见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8—19。在整个越战期间，全副武装的医务官是大头，不是少数。就像杰克·斯特拉汉回忆的，那些“既乐于被当作杀手也乐于当医者”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杰克·斯特拉汉，“医疗队员”，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37。另见医疗队员李·雷诺兹的话，收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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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数医务官在战时没有体验过职业和个人道德准则间的冲突，但有不少人试图弱化其工作的残酷一面，这种作为在军方看来与造反无异了。竟有少数医务官答应把持异见的士兵（英国有齐格弗里德·萨松，德国有恩斯特·托勒尔）送进疯人院或精神病院，以使他们不被送上军事法庭。向军方隐瞒实情的也大有人在。比如二战期间在瓜达卡纳岛某师做军医的M。拉尔夫·考夫曼，他的指挥官对情绪不稳定的士官态度之凶暴是出了名的。作为报复，考夫曼为苦恼军官做出的诊断都是器质性失调。M。考夫曼、林赛·比顿，“南太平洋区”，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461。在越南战争中，部分医生拒绝为部队培养护理人员，且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慷慨地开出缓役证明。J。盖革，“隐藏的职业角色：作为反动派、改革家、革命者的内科医师”，《社会政策》，1期（1974年3—4月），页28。加里·吉安尼诺托在越战中是海军的一名军医，他就向勉强参军的士兵传授打身体的什么地方为好，甚至还提供吗啡以帮助他们减轻自残的痛苦。加里·吉安尼诺托，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14。还有医生对违反军规者不理不睬。
更多的心理学家不愿意“治愈”士兵的“妄想”：即敌人也是有知觉力的。例见H。谢泼德，《说“不”：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68—69。萨拉·哈利越战中为波士顿退伍军人后勤医院工作。她工作不久就收治了一个曾经参与过美莱屠杀的病人。当听到这人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时，她不禁大吃一惊：
我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告诉我这人明显在妄想，绝对有精神病。我争辩说，仔细的观察表明他没有其他病征。在哄笑声中，我夺门而出。
“这些所谓的专业认识竟无视战斗的现实！”她咆哮了，“竟把现实叫做精神病！”哈利坚决反对这样的诊断，是因为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她父亲曾讲起过他二战时在北非作战遇到的类似情况。萨拉·哈利，引自威尔伯·斯科特，《重新适应平民社会：越战老兵的战后生活》（纽约，1993），页5。
别的激进的医务官也给出了回击。1946年，美国陆军威廉·尼德尔斯少校就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军队精神病学家，在其个性中有专制的一面（甚至是施虐倾向），他们认为人人都在诈病，以把士兵送回前线的数目多为荣（尽管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能否适应战斗的情形），滥用麻醉剂，且从身体、感情和心理上惩罚那些有神经精神病症状的人。他精选了些讽刺的话，来描述看一名“精悍有力、捶胸顿足的精神病学家、玩具手枪已经是其所见极限的人”跟战士大谈“站如松”的道理，真是次“难忘的经历”。尼德尔斯认识到，军队精神病学家有两个老板，但多数医生对患者甚至没有丝毫的关切。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