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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兴趣倒不在讲座本身，而在其象征意义——我们整个民族心态的转变。讲座是关于怎么（用刺刀）杀人的，凡经验所及任何可能的杀人方法都教给我们了。记笔记时，这些听起来好像特别残忍， 但昨天在场的人无不同意，要想赢得战争，就得去打杀。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8
他虽然不喜拿刀刺人，但听过讲座不再觉得这样做有悖道德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改变看法，不是因为什么精神直觉，而只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有的“自然本能”。在写下这些话11天后他就牺牲了，死时年仅44岁。舍伍德·林务部队罗伯特·费利·卡勒维中尉1916年9月2日与妻书，引自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58—59。
卡勒维是为了战争早点结束不惜双手染血的牧师中不幸的一例，但不是仅有的一例。在本书讨论的三场战争中，牧师局把牧师派上战场的速度太慢，以至教士们很快就心下不爽，他们的热情又反过来给宗教领袖们提出了难题。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38及罗纳德·赖特，《推荐牧师：军中生活探讨》（爱丁堡，1944），页19。许多牧师根本等不及宗教领袖做出决断。1914年刚宣战，英国国教神学院的1 274名学生就有近400人退学。整个一战期间，英国牧师人数持续下降，从1914年的600出头减少到1918年的114人。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8。同期在澳大利亚也有51名圣公会牧师参军。考虑到澳大利亚全国只有1 400名牧师（年龄有大有小，能力有高有低），这51名牧师的流失就显得相当扎眼了。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95。二战中，“能干的年轻人”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火箭筒而不是圣经，各个神学院因而门可罗雀。“战时神学院学生的训练”，1950年4月18日，伦敦档案局DEFE7/46。
牧师向往打仗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生活无聊乏味，二是要证明自己。在《从幻想中醒来》（1922）一书中，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把典型的从军牧师描绘成出身助理牧师、讨人喜爱的年轻小伙，是“村中板球队的主力”。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让人兴奋：“在一个不加鉴别的教区，以职业的光亮和乐天参加乏味的仪式，其了无生气、冗长单调和让人倒胃的安全感，还有让人困惑的道德迷题，在这之后，战争好比是天堂”，蒙塔古说道。查尔斯·蒙塔古，《从幻想中醒来》（伦敦，1922），页67—68。这无疑是J。E。盖辛琼斯教士摘下项饰、证章，拿起手枪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动机——当然，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向自己证明自己”。J。盖辛琼斯大教堂教士，《战争与和平中的英国本土防卫义勇军随军牧师：一个乡间牧师的军旅生涯1938—1961》（西萨里郡，1988），页32—33。
教士成为战士，还有外部压力在起作用。曾有名苏格兰牧师（他后来在卢斯带兵时战死）在解释自己为何参军时说：他要是不参战，则根本不能直视会众中“年轻小伙们”的脸。见雷金纳德·坎贝尔教士，《随军在法国》（伦敦，1916），页10。虚伪的指责——说教士一面鼓励别人去杀人，自己却故作高尚，不愿染上鲜血——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忘却的，而教会所谓“禁止参战的责任完全由上级主教来承担”的说辞并没有人会相信。斯潘塞·休斯，《不管用的事》（伦敦，1916），页34—35及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10—11。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神学强调“参与型牧师”，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英国牧师视参军为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参与伦敦东区街坊文教运动的一个延伸。换句话说，敬奉上帝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去。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69。打仗似乎成了“做真正意义上基督教牧师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约翰·伯里亚，《炮边草记和牧师》（伦敦，1917），页13。这就是天主教牧师R。M。希吉和英国第二军资深随军牧师J。R。尤恩斯（在二战期间）为什么再三强调牧师也应和战斗部队一道进行体能、射击训练的原因。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把牧师和士兵拉得更近，这样牧师就可以更好给士兵以精神指导。R。希吉教士，《猩红的黎明》（内布拉斯加州，1949），页52及陆军准将约翰·史密斯爵士阁下，《以这个标记的名义征服：军中牧师的故事》（伦敦，1968），页245。在越南，随军教士戴维·奈特坚持认为，牧师在军中的“任务”就是“抓或是杀敌。所以执行任务时要和他们合作……我……见识了其对上帝的爱。”戴维·奈特教士的访谈，收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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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战争开始前是希望介入教徒每日生活的想法促使一些牧师拿起武器的话，那战争的实际体验就更让他们急于放弃自己非战斗的角色了。在战斗狂野的兴奋中，有的教士拾起了别人丢下的武器，顶上了机枪手的位子，把一切规矩都忘了。默文·埃弗斯教士，“自传”，页66，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193；约翰·法伊教士致佩思大主教帕特里克·克鲁恩的信，刊1915年《基督》，引自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49—50。有时人手不够，指挥官也不得不让他们扛武器或领人进攻。P。布朗韦尔教士，《随军牧师：皇家陆军牧师局：牧师的责任和品行》（伦敦，1943），页38。布尔战争中的例子，见J。芬得利教士，《牧师于役（一名随军牧师的回忆）》（伦敦，1941），页26。新教牧师在不知不觉中——惊奇地——发现自己在酣战中正如饥似渴地向逃窜的德国兵扫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不要怎么劝说就会放弃他们的职业，转而从军。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报仇欲也是牧师好战的原因之一。二战中在得知弟弟阵亡的消息后，一名联合会牧师全没了干牧师所必需的“仁爱之心”，只想“赤手”去杀德国人，他转到战斗部队的请求也得到了批准。无名加拿大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8。尤其是在和欧洲以外的人（如日本或越南人）打仗时，敌人的凶残和不驯常会被牧师用作为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拿起武器战斗辩护时的说辞。罗伊·哈利韦尔，《美军教士》（华盛顿特区，1958），页253及威廉·鲁克大教堂教士，“访谈”，1989年4月21日，页14—15，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是越战时的一条新闻标题。“左轮上手，教士也疯狂”，越战剪报，出处不明，收巴巴拉·阿里森夫人，“剪报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就像新西兰战机驾驶员布赖恩·考克斯在二战时所说，欧洲战场的牧师可能难以接受拿机枪扫射，但在布干维尔岛（所罗门群岛）“你不杀敌就会被敌人杀，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兵的尸体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布赖恩·考克斯，《英年早逝：太平洋战争中一名新西兰战机驾驶员的故事》（衣阿华州，1989），页157。另见麦考斯克阁下，“访谈”，页33—3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一些牧师也不能免于战斗前夜一般人都会有的兴奋。牧师欧内斯特·N。梅灵顿一想到“出入枪林弹雨”就立刻兴奋起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1922年即将登陆加利波利半岛的前夕，他和战友都在脑子里“摩拳擦掌，为了终于能经历‘不折不扣’的困境而有一种既奇怪又畏惧的兴奋劲”。欧内斯特·梅灵顿教士，“和澳新军团在一起，1914—1915”，1922年，页1，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威廉·多伊尔神父也分明痴迷于战斗的血腥，在给父亲的信中就有对辖内士兵残杀行径的大肆渲染。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全书各处。事实上，没有这种感觉或受不了杀戮的牧师在部队里是混不下去的。正如J。史密斯教士所说，要是哪个牧师“对打仗有所保留”，就“不适于在军队工作，部队里的宗教和医疗工作也不例外”。憎恨“放血”只会使人“跟牧师一样没出息”。J。史密斯教士，“黑龙骑兵”，日期不详，页码不详，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
也有很多牧师并不觉得协调自身的宗教信念和军队的道德要求间有什么问题。贯穿基督教的整个历史，战斗的话语在其典籍中无处不在。详见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53。宗教是人类灵魂的“远征军”，基督是“伟大的领袖”，像在呼唤英国兵听从他的号令。阿瑟·格雷教士，《领袖》（伦敦，1921），页15及“1922年5月14日周日”，《磨坊山杂志》，1922年6月，页6。在《“我也打仗”：凡人皆得参与、无人可以中立之战事遐想》（1917）中，G。C。布里奇教士讲，有个连老是被一名狙击手骚扰。一名下士终于发现那人的藏身地，那块地方立刻被炮兵夷为平地。这件事在布里奇教士的叙述中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探险：
敌人被发现、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