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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男人们体会到的一样，对女性来说，杀人也有极强的性意味，让人兴奋。在一篇题为“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的文章里，F．丁尼生·杰西津津乐道于一位喷火式战机驾驶员是多么漂亮地干掉了对手，并说这种壮举“让我们都很高兴”。杰西比较了战时杀戮行为和人的欲望。“爱情之所以美好，部分是因为里面有情欲纠缠”，她说，所以“战士的高贵品质”也离不开“追杀过程中体会到的狂喜，哪怕猎物是我们的同类”。F．杰西，“战机驾驶员的狂喜，1939年10月”，收其《伦敦前线： 写往美国的信，1939年9月—1940年7月》（伦敦，1940），引自詹妮·哈特利（编），《壮志依然： 女性笔下的二战》（伦敦，1995），页218。F．丁尼生·杰西应该会赞同玛格丽特·W．格里菲思斯的小说《穿军装的黑兹尔》里女主人公的怨言。小说的女主人公闷闷不乐地对弟弟说自己很不开心，因为“爸爸在陆军服役，你在空军，而我……不过是个居家的小女孩”。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黑兹尔一定会同意女诗人罗兹·麦考利的哀叹，如果她能读到这首诗的话：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5
哦，瞧你多幸运，
一身血，一身泥。罗兹·麦考利，“许多姐妹给许多兄弟的”。
女性的战时角色
尽管希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仍旧算不上暴力。即便如此，传统的非战斗角色仍会遇到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是像薇拉·布黎顿的父母那样的中产阶级）。薇拉·布黎顿，《年轻的证言》，1930年首版（伦敦，1960），页156。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人就她们在二战中的从军经历访问了706名退伍女兵，41％说曾有近亲反对她们参军，只有半数的人说她们最亲密的男性朋友支持她们的选择（而亲密女友支持的占80％）。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54。女性的战争经历仍主要是试图说服男性战友，牺牲沙场要比被人奸污好得多，其次就是向他们的心理（包括真正的）铠甲施压。托马斯·提普雷迪，《火山口的猫和其他前线琐忆》（伦敦，1917），页63。正如弗吉尼亚·吴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里所说，女性是一面镜子，“男性在镜中的影像是实际的两倍。没有这面镜子……一切战争的荣耀都将不复存在。”她还写到，这样的镜子“对一切残忍或英勇的行为都是必须的”。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年首版（哈蒙茨沃思，1945），页31。
但有的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要比男性大。在1944年3月10日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宁愿派到前线的30万非战斗人员是未婚女性，而不是年轻父亲。乔治·盖洛普，《盖洛普民意测验》，卷1（纽约，1972），页435。类似的，有人曾对驻在塞班岛和瓦胡岛的美军护士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她们绝大多数都认为有必要安排女性医务人员在前线。德斯蒙德·威尔逊、杰西·霍拉克，“军旅经历作为决定退伍士兵态度的一个因素”，收《为志愿部队总统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华盛顿特区，1970），卷2，第3部分，研究7，引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作为医务人员，女护士无须装备武器（除非直接受到攻击），这和她们的男性同事是一样的。除了护理伤兵，女性非战斗人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以在工厂、农场干活，收庄稼，照顾休假的士兵，等等。她们也是参了军的。一战时，约有8000名女兵在英军服役。美军有25000多名女兵被派往海外战场。二战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女性服兵役的战争。于是，英军中女兵的比例从1940年12月时的2。3％（66900人）一度攀升到1943年12月的9。2％（449100人），战争结束时回落到8％（415800人）。南希·戈德曼、理查德·斯泰兹，“英国和世界大战”，收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6及31。上述数字包括一战时的英国陆军妇女辅助队、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妇女队，以及二战时的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和本土防卫后备队。二战中，澳军有约40000名女兵服役。美军1939至1945年间的三军估计数字超过350000人，其中越南的女兵人数在7500到15000之间。琳达·迪凡特、琼·法黎（编），《战争梦、和平梦： 越战女性文丛》（纽约，1991），页ⅩⅤⅡ；凯瑟琳·马歇尔，《身处战区： 美国女兵越战口述实录1966—1975》（波士顿，1987），页4；卡罗尔·米瑟斯，“战斗中失踪： 在越南的女战士”，《文化评论》，3期（1986年春季），页79。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在三军中的比例是不同的。空军中女性比例要高些，部分是因为空战在“道德”上较说得过去，但更多是因为在空军，勤务兵对战斗人员的比例是全军最高的。有人估计，空军中约76％的工作属“非战斗”性质，陆军和海军的相应数字为50％和38％： 乔治·奎斯特，“问题”，收南希·戈德曼（编），《女兵——战士还是非战士？历史情况和当代视角》（康涅狄格，1982），页222。另见M．卡索尔，“女性在部队中的角色”，《澳大利亚防务研究杂志》，2卷2期（1978年11月），页116。除个别例外（如“特别行动执行部”就曾送50名女兵进入被占法国），女性还是没有被当作“战士”。其实很难界定什么是“战斗”的角色。例如牧师和医务人员是穿军服的，却受法律保护免于战斗；再如高射炮手虽然攻击敌人，自己却（几乎）没有危险；还有的人对敌发起进攻，自己也可能成为直接攻击目标，或是远距离的（如炮兵和在许多空战中）或是近距离的（如步兵）。这方面的讨论，见休·史密斯，“出于道德原因抗拒某些战争： 澳大利亚在越战中，1965—1972”，《战争与社会》，8卷1期（1990年5月），页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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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恳求即将开赴战场的男兵“杀那些狗娘养的”约翰·默瑟，《话筒靶子》（刘易斯，1990），页13及爱德华·默罗，《我们从伦敦向您播音》（伦敦，1941），页116书中的女人也是。、甚至爱听男兵杀了多少敌人的故事齐格弗里德·萨松，《1915—1918年日记》，鲁珀特·哈特戴维斯编（伦敦，1983），页175，1917年6月19日条。，和本身希望去杀人是不一样的。本章开头所引诗中批评因为“性”把女性排除在战斗以外的诗人诺拉·邦弗德，参与了更大范围的关于战地女性在战争中地位问题的讨论。女性可不可以使用武器？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温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民意调查一直表明，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女性没有男性爱用暴力），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及南希·加拉赫，“民众对于使用武力态度的性别差异”，收鲁思·豪斯、迈克尔·斯蒂文森（编），《女性和使用武力》（博耳德，1993），页23—37。 但这一点上一定要进行审慎的分析。邓南·坎贝尔访问了706名二战退伍女兵（221人是护士，其余的人在其他部门工作），发现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应当允许女性上阵冲锋。三分之一的护士、一半的非护士认为女性不应打仗，另有志愿兵、三分之一的护士和五分之一的非护士对此不置可否。老兵组织的成员最赞成女性进入战斗部队，这不奇怪。邓南·坎贝尔，“二战女兵”，《部队和社会》，16卷2期（1990年冬季），页264。如果再注意到坎贝尔采访的是退伍近半个世纪的女兵，这些支持女性成为战士的数字就显得相当高了。
有历史学家一般把这视作反对打破性别界限的论据。马里兰大学和美国陆军研究所的三位研究人员调阅了二战时的一次调查和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调查，得出反对女性参战的观点在当时有普遍的认同。戴维·R．西格尔、诺拉·斯科特·金泽和约翰·C．沃尔菲尔在这篇发表于《性别角色》（1977）杂志的文章中，仔细审视了英国1941年11月举行的一次调查，要求受访者回答是否同意女性成为战士。反对的有65％，支持的25％，其余的人没做表态。当然，这些数字也可以反过来读，即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赞成妇女参战或倾向于这样的，不然不会有未置可否的情况出现： 他们至少没有明确反对妇女上阵。这三位研究者征引的第二份调查是32年后在美国底特律地区做出的，调查要求受访的576名成人回答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如果非得有人上阵杀敌，那应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表述。四分之三的受访民众表示赞同或非常赞同这句话。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看，即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不认为男性应理所当然地出战。此外，这一回答没法体现如出现男性兵源枯竭或外敌入侵时人们对女性参战的态度。他们征引的第三个调查是1974年对724名美国陆军人员作出的。约六成士兵觉得女性不应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即使经过训练也不适于上阵；半数多的人认为如果把女性分到战斗部队，那战斗力一定会下降。四分之三的人觉得女性不应当步兵。同样，反过来判读这些数据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约四成人认为女性应该上前线，约半数的人认为女性会在前线大显身手，且不会减弱（甚或会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女性不应加入步兵战斗部队，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把她们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