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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9
保卫“家园”
在20世纪，女性拿枪上阵只是在革命或大规模侵略时才出现。既然英、美、澳三国都未曾受过这种冲击，也就没有必要由女性来全身卫国了。战场上虽没有她们的身影，但现代科技正日益缩小弹坑和近郊的距离，且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和平主义者如A．贝尔登教士1935年时要告诫妇女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员，（考虑到现代军事冲突的技术发展）女性上阵打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H．谢泼德，《说“不”： 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81。二战爆发前夕，年轻的牛津学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说，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已经充分证实，到了把所谓保护妻儿的“罗曼蒂克屁话”扔到窗外去的时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国，女性已经在和男人并肩作战了。如果敌人选择把身强体壮的人，不论男女，都送上战场的话，那英国政府也一定会照做。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84。
在世界大战的许多时期，外敌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为女性上阵辩护的话，民防是当然的理由。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有时不免唏嘘一番。在澳大利亚，广受民众欢迎的爱国英雄伊恩·艾德里斯在他的《游击战术》（1942）中就理论到，如发生外敌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装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还提醒读者，“不是……只有巨人才能打游击”。伊恩·艾德里斯，《游击战术》（悉尼，1942），页14。在英国，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在1942年3月24日的议会讲话中总结了民众的一般意见：
如果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只想着一条： 那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或者把他们就地消灭。每一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实现这一目的……从政府这方面讲，我们一直希望英伦三岛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犯的敌人，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以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来延缓或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将这视作你们的职责所在。约翰·安德森爵士（枢密院长），《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3月24日，5辑，378卷，1812—1812行。
或者用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1941年的话，打仗是男人的事，“但他们要是不在，女人还是挑起这副担子为好，不然男人们的事业就会衰败”。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就是需要女人上阵打仗的原因——好保家卫国。在战争的实际中，由庄园女主人教男女雇工如何射击也是常事。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6。无数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打造一个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大后方”。一战时在澳大利亚，其本土志愿军就对成员进行了培训，使她们成为“合格的枪手和士兵”。然后每个州都有妇女兵团，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83。来自多伦多的例子，见巴巴拉·威尔逊（编），《安大略和一战1914—1918： 文件集》（多伦多，1977），页ⅩⅩⅩⅥ—ⅩⅩⅩⅩⅧ及《环球》，1915年7月30日，8月2日、27日，页6。一战中的英国因为基钦纳勋爵和罗伯兹勋爵（妇女步枪协会主席）的强力支持，成立了妇女防卫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包括两部分： 让女性接替男性工作以把男性解放出来的“民事部分”和对入伍女兵进行操练、行军、收发信号及户外侦察等训练并教她们使用武器的“半军事或优秀国民部分”。后一部分的每名成员都被要求不仅要自保，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道森·斯科特夫人（编），《妇女防卫救援队官方手册》，3版（增补版）（米德尔塞克斯郡，1915），页11及15。二战时也有类似的例子，那是在伦敦德里女侯爵领导下的妇女志愿预备役，它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在预备役中，他们鼓励（虽不强制）女性练习射击，否则是无法驱逐入侵者的。查尔斯·亨德森夫人，“妇女志愿预备役”，未注明日期，单页纸。她是农村支部秘书。另见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
在既成的（男性）本土防务部队中，女性就没那么成功了。二战爆发前，地方防务志愿军（地方军的前身）一方面请了女能人来训练男兵射击，另一方面却不愿吸收女性加入。1930年时，她们受够了。其中50人（包括比斯利步枪靶场1930年国王奖得主、女汽车司机组织的玛乔丽·E．福斯特）组建了亚马孙防卫队，要地方防务志愿军招收女兵。她们呼吁所有女兵都应接受轻型火器的训练，且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要让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尽一切可能抵抗侵略者的精神”。引自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5—6。军方没有接受这一点，所以在1941年10月时，当战争部再次拒绝了扩大女性在地方军中的角色、使之不仅局限于厨娘、护士、司机、电话接线员的要求时，她们组建了妇女本土卫队，以教授女性一系列军事技能，包括开枪和扔弹。用创办者之一、工党议员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的话说就是，
在法国陷落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与形势不太相称： 丈夫在军中，孩子被转移了，而我连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试想，要是真到了政府下令全民抵抗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10
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条站不住脚： 因为“假使有男性地方军士兵倒下了，那一定是谁靠他最近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不管这人是男是女”。妇女本土卫队对希特勒不抱幻想，不指望他“会体谅对手的性别”，因为希特勒“在毒气室里从不问男女”。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有数千妇女相信了她们的宣传。截至1943年2月，卫队已聚集了20000人，分布在全英的250支部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及弗兰克·桑德森爵士，收《英国议会议事录》，5辑，1942年10月13日，383卷，1467行。
地方军不愿招收女兵，但经过妇女本土卫队和皇家联合勤务学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诺克斯夫人和萨默斯基尔博士等人的不断游说，其立场终于有所松动，且至少有一支部队被说服了。《地方军全书》（1942）说：
为什么不（训练妇女）呢？她们从未让祖国失望过，很多还经受过最猛烈战火的考验……想象妇女不能或不愿打仗，简直是愚蠢至极。在俄国，在西班牙，在世界其他地方，她们不都在作战吗？在这场战争中，她们也当然有权出力。而且我敢保证，她们很多人也会出力，英国女性论勇猛不会输给任何人。
据《全书》说，国际上关于不得武装平民妇女的禁令是在“文明战争”的情境下制订的，因此在反对纳粹战争中没有意义。女性不能（也不会）坐视家园被侵略者糟蹋。男女两性都会不约而同地接受“不饶人，也不告饶”的箴言。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71—73。
既然地方军内部有这样鲜明的支持，有部队的确给妇女安排了战斗训练就不足为奇了。总指挥部西区指挥陆军M．詹金斯少校致总司令部地方军G．沃克少校的信，1942年12月1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1942年12月14日，《每日邮报》透露说在弗林特郡霍利韦尔，有20名女性空袭警报哨正在接受手雷、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的训练。《每日邮报》，1942年12月14日。战争部在知悉后无比惊愕： 他们虽允许女性担任文书、话务员、厨娘、侍者、司机等公职，但仍坚决反对妇女扮演任何战斗角色。战争部在194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