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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道,而是选择了继续战斗(“和许多布尔人算总账”)。陆军弗雷德里克·布瑞亚坦上尉,《步枪加刺刀: 布尔战争纪事》(伦敦,1900),页196—197及206。这样,艾琳就成了英国女性的代表: 在殊死战斗中,她既有男人的勇敢,论敏感也不比任何“真正”英国女人差。
这一理论更深的一层在于,男人打仗是因为意识形态(弗兰克·拉塞尔所谓的“光荣事业”),女性拿起武器是因为不能忍受和她们信仰的男性分开(艾琳就不愿离开她的父亲)。玛格丽特·格里菲思斯,《穿军装的黑兹尔》(伦敦,1945),页94。西班牙内战中,女战士被认为是男性意识形态的延展,不过是给“实战部队做个表率”,是“用来宣传的,制造几个女英雄,煽动战士的复仇欲”,这是支持佛朗哥的威廉·福斯和塞西尔·吉拉提在《西班牙角斗场》(1938)里的话。威廉·福斯、塞西尔·吉拉提,《西班牙角斗场》(伦敦,1938),页304。连反对佛朗哥的女权主义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服膺这种解释,并认为论者应勇敢地去面对女性的心理。肖克劳斯哀悼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的一名女性和她的男友,并质问如果她的爱人留在国内,那她还会不会“因为原则”主动要求上前线。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94。下面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女性愿意为情人、丈夫和孩子殊死战斗,她们才成就了令人生畏的战士。
第十部分:木兰从军木兰从军 9
保卫“家园”
在20世纪,女性拿枪上阵只是在革命或大规模侵略时才出现。既然英、美、澳三国都未曾受过这种冲击,也就没有必要由女性来全身卫国了。战场上虽没有她们的身影,但现代科技正日益缩小弹坑和近郊的距离,且速度越来越快,以至和平主义者如A.贝尔登教士1935年时要告诫妇女国际和平运动的成员,(考虑到现代军事冲突的技术发展)女性上阵打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H.谢泼德,《说“不”: 普通人的反战手册》(伦敦,1935),页81。二战爆发前夕,年轻的牛津学者伊迪丝·肖克劳斯也说,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事已经充分证实,到了把所谓保护妻儿的“罗曼蒂克屁话”扔到窗外去的时候了。在西班牙和俄国,女性已经在和男人并肩作战了。如果敌人选择把身强体壮的人,不论男女,都送上战场的话,那英国政府也一定会照做。伊迪丝·肖克劳斯,“摇篮的手”,收肯尼思·布赖恩特、莱亚尔·威尔克斯(编),《我会打吗?》(牛津,1938),页84。
在世界大战的许多时期,外敌入侵分明是可能的。且如果要为女性上阵辩护的话,民防是当然的理由。许多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点,有时不免唏嘘一番。在澳大利亚,广受民众欢迎的爱国英雄伊恩·艾德里斯在他的《游击战术》(1942)中就理论到,如发生外敌入侵,那能否把女性武装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他还提醒读者,“不是……只有巨人才能打游击”。伊恩·艾德里斯,《游击战术》(悉尼,1942),页14。在英国,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在1942年3月24日的议会讲话中总结了民众的一般意见:
如果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只想着一条: 那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或者把他们就地消灭。每一个人都会尽其所能实现这一目的……从政府这方面讲,我们一直希望英伦三岛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犯的敌人,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以能想到的任何方式来延缓或阻止敌人的进攻,并将这视作你们的职责所在。约翰·安德森爵士(枢密院长),《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3月24日,5辑,378卷,1812—1812行。
或者用本土防卫后备队总管1941年的话,打仗是男人的事,“但他们要是不在,女人还是挑起这副担子为好,不然男人们的事业就会衰败”。海伦·沃恩夫人,《从军》(伦敦,1941),页138。
这就是需要女人上阵打仗的原因——好保家卫国。在战争的实际中,由庄园女主人教男女雇工如何射击也是常事。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6。无数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以打造一个随时能够投入战斗的“大后方”。一战时在澳大利亚,其本土志愿军就对成员进行了培训,使她们成为“合格的枪手和士兵”。然后每个州都有妇女兵团,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卡梅尔·舒特,“女英雄和英雄: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1918”,收乔伊·达牟西、玛里琳·莱克(编),《性别和战争: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剑桥,1995),页32及克莱尔·斯蒂文森、奥纳·达林(编),《空军妇女辅助队手册》(悉尼,1984),页83。来自多伦多的例子,见巴巴拉·威尔逊(编),《安大略和一战1914—1918: 文件集》(多伦多,1977),页ⅩⅩⅩⅥ—ⅩⅩⅩⅩⅧ及《环球》,1915年7月30日,8月2日、27日,页6。一战中的英国因为基钦纳勋爵和罗伯兹勋爵(妇女步枪协会主席)的强力支持,成立了妇女防卫救援队。这支救援队包括两部分: 让女性接替男性工作以把男性解放出来的“民事部分”和对入伍女兵进行操练、行军、收发信号及户外侦察等训练并教她们使用武器的“半军事或优秀国民部分”。后一部分的每名成员都被要求不仅要自保,还要尽力保护“自己的亲人”。道森·斯科特夫人(编),《妇女防卫救援队官方手册》,3版(增补版)(米德尔塞克斯郡,1915),页11及15。二战时也有类似的例子,那是在伦敦德里女侯爵领导下的妇女志愿预备役,它在当时十分受欢迎。在预备役中,他们鼓励(虽不强制)女性练习射击,否则是无法驱逐入侵者的。查尔斯·亨德森夫人,“妇女志愿预备役”,未注明日期,单页纸。她是农村支部秘书。另见罗伯特·威廉森,“女性动员”,日期不详(二战)。
在既成的(男性)本土防务部队中,女性就没那么成功了。二战爆发前,地方防务志愿军(地方军的前身)一方面请了女能人来训练男兵射击,另一方面却不愿吸收女性加入。1930年时,她们受够了。其中50人(包括比斯利步枪靶场1930年国王奖得主、女汽车司机组织的玛乔丽·E.福斯特)组建了亚马孙防卫队,要地方防务志愿军招收女兵。她们呼吁所有女兵都应接受轻型火器的训练,且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要让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尽一切可能抵抗侵略者的精神”。引自戴维·兰姆珀,《最后的壕沟》(伦敦,1968),页5—6。军方没有接受这一点,所以在1941年10月时,当战争部再次拒绝了扩大女性在地方军中的角色、使之不仅局限于厨娘、护士、司机、电话接线员的要求时,她们组建了妇女本土卫队,以教授女性一系列军事技能,包括开枪和扔弹。用创办者之一、工党议员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博士的话说就是,
在法国陷落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与形势不太相称: 丈夫在军中,孩子被转移了,而我连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试想,要是真到了政府下令全民抵抗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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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妇女武装的理由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条站不住脚: 因为“假使有男性地方军士兵倒下了,那一定是谁靠他最近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不管这人是男是女”。妇女本土卫队对希特勒不抱幻想,不指望他“会体谅对手的性别”,因为希特勒“在毒气室里从不问男女”。伊迪丝·萨默斯基尔,《女人的世界》(伦敦,1967),页73。有数千妇女相信了她们的宣传。截至1943年2月,卫队已聚集了20000人,分布在全英的250支部队。薇拉·杜伊,《英国的女儿》(牛津,1949),页47及弗兰克·桑德森爵士,收《英国议会议事录》,5辑,1942年10月13日,383卷,1467行。
地方军不愿招收女兵,但经过妇女本土卫队和皇家联合勤务学院的不懈努力,再加上诺克斯夫人和萨默斯基尔博士等人的不断游说,其立场终于有所松动,且至少有一支部队被说服了。《地方军全书》(1942)说:
为什么不(训练妇女)呢?她们从未让祖国失望过,很多还经受过最猛烈战火的考验……想象妇女不能或不愿打仗,简直是愚蠢至极。在俄国,在西班牙,在世界其他地方,她们不都在作战吗?在这场战争中,她们也当然有权出力。而且我敢保证,她们很多人也会出力,英国女性论勇猛不会输给任何人。
据《全书》说,国际上关于不得武装平民妇女的禁令是在“文明战争”的情境下制订的,因此在反对纳粹战争中没有意义。女性不能(也不会)坐视家园被侵略者糟蹋。男女两性都会不约而同地接受“不饶人,也不告饶”的箴言。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71—73。
既然地方军内部有这样鲜明的支持,有部队的确给妇女安排了战斗训练就不足为奇了。总指挥部西区指挥陆军M.詹金斯少校致总司令部地方军G.沃克少校的信,1942年12月17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401。1942年12月14日,《每日邮报》透露说在弗林特郡霍利韦尔,有20名女性空袭警报哨正在接受手雷、步枪和斯特恩式轻机枪的训练。《每日邮报》,1942年12月14日。战争部在知悉后无比惊愕: 他们虽允许女性担任文书、话务员、厨娘、侍者、司机等公职,但仍坚决反对妇女扮演任何战斗角色。战争部在194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