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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荒唐举动，盖因人在杀人时都喜欢“逞能”。从敌尸上掠点东西作为纪念，即是一端。此种行径无处不有，虽然其可怖程度要因死者的国籍（对日本人，还有朝鲜、越南等亚洲人要比对德国人狠）、下手机会（二战的太平洋战区和越战的巡逻兵要比一战壕堑中的大军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叙事传统（美国大兵爱谈“剥下敌人的头皮”，“就像印第安人所为”）而异。除此而外，三次大战无甚差别。一战时，人多以纽扣、肩章、短笛、奖牌、头盔和刺刀上的流苏为纪念品。陆军D。安德鲁斯上尉，“日记”，1915年9月2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2021；托马斯·博文登，“琐忆”，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6年10月25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0月9日及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89；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5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57；陆军O。泰勒少校，“曾经迫击炮兵记事”，（年代不确）1月2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63。连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以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赠与弟弟，那是从一名德军飞行员的口袋中搜罗到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致科林·欧文信，1917年4月9日，收哈罗德·欧文、约翰·贝尔（编），《威尔弗雷德·欧文书信集》（伦敦，1961），页451。他要后者把手帕保存好，回来好给他。相比之下，爱德华·格洛弗在无人区游荡，敲下死去的德军牙齿时遇见的专取敌人耳朵和牙齿的推销员，甚至可算无伤大雅。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随笔三篇》（伦敦，1933），页17。
1939年的战争记事中，有关取人尸块的描写更加惹眼，至少人们更能接受此类叙述了。在太平洋战区，日本女人在被杀害（或俘虏）后，甚至会被割下乳房。比尔·斯蒂文斯、埃迪·罗宾逊访谈录，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及113—114及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时在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服役的“大锤”尤金·B。斯莱吉便曾亲见。初上战场的斯莱吉是个坚定的基督徒，战争间隙还时常祷告。可他也有过取人尸块的念头。在80年代初接受访问时，他谈到了自己第一次见人从尸体身上取战利品，那是在太平洋上的珀莱琉岛。第一次见到战友拖着日本伤兵满世界跑要赏金，好像地上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时，他很震惊，可也承认“没多久就习惯了”。他介绍战友是如何拔金牙的：把刀尖抵在死人的牙齿后面，敲一下刀柄，牙就松了。这种行为他认为还算好开脱，他特别提到，太平洋的战事才称得上“野蛮”：其时毫无怜悯可言，胜者既不给予，败者也就无从得到。死亡、疲惫和压力，彻底消解了“文明的虚饰”。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1—62。另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64，118及120。拿人作战利品的做法在朝战和越战中一发而不可收，耳、齿、指是胜利者的最爱，可当时也不乏连头颅、阴茎、手、趾也一并掳走的报道。几乎所有关于越战的日记、书信或自传都有这方面的例子。
战士们为什么要集取骇人的纪念品？有的虽值些钱（比如金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休·芒罗中尉，“日记”，1915年5月23日条，页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也不值得如此费力，甚至要担风险。原来，这些东西可表明他们确曾上过火线，并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战时，乔治·科帕德就承认因一种“食尸鬼式的好奇”而起而搜夺战利品。他回忆说德国兵的尖顶头盔，就是带短刺的那种，尤为抢手。“休假时，只稍稍展示就好像它原来主人就是你亲手所杀”。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73及90。或见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在越南，“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证实说会有人割下敌人的耳朵，“以表明自己确实杀过敌。还会给自己的枪加几个槽口”。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这样，没参战却赶在疲惫不堪的战士前把战场洗劫一空的人，引来后者的忿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士贾维，引自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62。
战利品可以给士兵带来很大的威权。伞兵小阿瑟·E。“吉恩”·伍德利就集了约14只耳朵和手指，并用绳串在脖子上。在营地，凭着这副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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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白拿毒品、酒，玩女人，你杀过那么多人，没人敢向你要钱。人都以为你嗜杀成性。这些东西好像在说你特能打，特男人。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1。另见艾伦·坎登，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
拉里·海纳门的《帕科的故事》（1987）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书中，美国陆军一等兵伊莱贾·瑞恩特里·乔治·华盛顿·卡弗·琼斯（昵称“琼奇”）便集了39副人耳，拿了截黑金属丝串起来，像花冠似的围在钢盔上。戴着这令人生惧的饰物，他进了在越南富克卢克的营地。作者接着写到：
可惜啊，你没看见后方那帮混账“家猫”贴墙站着、两眼暴突、肌肉蜷缩、抽吸冷气的样子……琼奇一路劲舞，左冲右撞地就进去了——边脱衣服边扭着摇摆舞，和着音乐，昂首阔步，左瞅右视，打着响指——他熟稔地拨弄着项链，摇来晃去，叮当作响（要是耳环也能响的话……），这么摆弄着，好像啦啦队长手中的丝球。
战斗连的所有人（当然是幸存下来的）见此一阵爆笑。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8。这倒符合夏尔·波德莱尔在《笑的元素》（1855）中提出的“笑的原初律”，即“愤怒……和磨难……的恒久迸发”——对“家猫”的仇恨，没有他们一声令下，自己也不会身心遭此痛苦。“发笑者的唇有被撕裂、炙烤的感觉，所笑的实在是自己的罪孽，连上帝也不会宽宥。”夏尔·波德莱尔，“笑的元素，或纵论造型艺术的喜剧性”，1855年发表，收波德莱尔，《当代生活的画家诸篇》，乔纳森·梅恩译（伦敦，1964），页153。
我们不妨这样看，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当事者可在“他者”之死与善待己身间建立起联系。果真如此，这人耳串成的项链甚至可看作“爱的念珠”。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1。有的士兵还会留下东西，比如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尸体上面，或是把写有自己部队番号的卡片塞在失去了生命的手里：这种做法也很重要。阿伦·赖特，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27及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46。每具尸体都有了普世意义，对死亡的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