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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
大分工。”恩格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大分工包括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
管理阶层的形成，正是这种社会大分工的产物，它对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儒家代表人物在
2000多年前就看到
并肯定了这一作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儒家的“劳心劳力说”实际上是把剥削者
同脑力劳动者和社会管理者，被剥削者同体力劳动者和被管理者混为一谈
的。尽管他们本身未必能够以自觉的阶级观点意识到这一点。按照恩格斯的
上述论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阶层与被管理阶层的出现，剥
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形成，本来就是同一过程的产物。分工的规律就是阶
级划分的基础。阶级的对立随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管理阶层与被
管理阶层的分工而出现。这本来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了解这一点，对
于我们认识先秦儒家“劳心劳力说”的局限，是有帮助的。
回到对于管理本质的认识，儒家的“劳心劳力说”强调管理者必须是劳
心者，肯定管理者的脑力劳动及其成果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实际上
是把管理作为一种运用心智的实践活动。这是儒家从管理分工的角度，对于
管理本质的理解。
“劳心”思想的现代阐释
“劳心”思想的现代阐释
早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泰罗就曾经指出：一切计划工作，在旧
的管理体制下都由工人来做，结果是凭个人经验办事；而在科学管理体制下，
则必须由管理当局按照科学规律的要求来完成。这是因为，工人们即使很熟
悉工作情况并善于利用科学资料，但是要想在机器房和办公桌上同时完成工
作，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一部分人先做计划，
另一部分人去执行。
在这里，泰罗是从管理职能的角度去理解管理分工的。他把计划职能与
执行职能分开，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
劳动者之间要进行必要的分工。把一切可能有的脑力劳动都从车间和工人那
里转移出去，让管理部门集中去做。
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就在于管理者必须承担“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整体”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中
协调眼前与长远的需求”这两项特殊的任务。作为管理者，需要管理业务，
管理经理人员，管理工人与工作，事情千头万绪，而他却好像一个交响乐队
的指挥，通过他的努力、理解和领导，本来那样嘈杂的各种乐器变成了一曲
生动的完整音乐。但是，指挥有作曲家的总乐谱，他只是一个解释者，而管
理者既要是一个作曲家，又要是一个指挥。
其实，把管理人员比作乐队的指挥，马克思也说过：“凡有许多个人进
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
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
个指挥一样”。指挥和乐队，就是马克思在承认管理是一项脑力劳动之后，
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分工的生动比喻。
由此可见，管理是一项必须由专业人员来进行的脑力劳动，已成定论。
中国儒家对此表述只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十一个字，简单之至，
但又深刻极了。
“和为贵”——管理就是协调
和——管理的胜境
和——管理的胜境
荀子在论述管理是一种智力活动时指出，老百姓的群体，要依靠统治者
的协调才能够和睦，（“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
“和”即协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对于管理本质的理解。
关于“和”，《礼记·中庸》解释道：喜、怒、哀、乐没有发作的时候，
叫作中；发作出来而能合乎礼节，叫作和。近人杨树达先生在《论语疏证》
中指出，大凡事情能够合乎节拍的，就叫作“和”，而不仅仅限于感情发作
一件事而已。音乐调适叫作“龢”，味道调适叫作“盉”，事情调适叫作“和”，
三者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里杨先生将三者相提并论，确有见地。因为从先秦典籍中看，人们也
确实认为这三者有共通之处，常常互为发明。“和”而为调和（动词，从行
为看），和谐（名词，从效果看），协调（既为动词又为名词，既表述行为
也表述效果）的意思。
在儒家看来，“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
而百事不废。”孔子的学生有若则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美。”此后，“和为贵”就成为著名的儒家格言。
儒家之“和”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用来协调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
（即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的团结（即“和无寡”）；
二是用来协调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即君主与官吏）的关系，取得二
者之间的和谐（即“和而不同”）。
“和无寡”：官民协调
“和无寡”：官民协调
在这三位驭手中，孔子最欣赏的是颜无父。他连声称赞说：“真美啊，
颜无父的驭马！”接着，孔子进一步发挥道：“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
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在孔子看来，治民就像御马。君主好
比驭手，人民好比马匹，管理老百姓就像赶马车一样。驾驭的方法得当，驭
手就和马匹取得和谐，配合默契，各得其乐；治民的方法得当，君王和人民
也能取得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纷纷前来归附，国家就会越来越兴旺。
所以，孔子主张，在管理者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关键是要取得和谐。“盖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境内和睦团结，
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在这三句话中，“均无贫”
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俗称“大锅饭”），于现代社会的管理已不适合。但
“和无寡，安无倾”即使是对于现代的管理也是富有启发的。一个组织内部，
相互协调，人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怎么会觉得人少呢？而组织内部的
团结得到了保证，同心协力，坚如磐石，又怎么会倾危呢！
孟子也十分重视“和谐”在管理中的作用。他举例道：譬如有一座小城，
每边长只有三里，它的外部也只有七里，可谓小之又小，但敌人围攻它，却
不能取胜。在长期围攻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合乎天时的战机，却还是不能取
胜，这就证明“天时不如地利”。又譬如另一座城，其城墙不是不高，护城
河不是不深，所拥有的兵器不是不锐利，所储备的粮食不是不足够，总之，
坚固得很。但是当敌人一来，守城的人却弃城逃跑，这就证明“地利不如人
和”。
那么，如何得到“人和”呢？孟子接着指出：限制人民不必用国家的疆
界，保护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者多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国家的疆
界，山川的险阻，兵器的锐利，都只是属于外在的东西；民心的向背，才是
决定战争胜负、国家存亡的关键。而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只有实
行正确的治国之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相互和
谐，上下齐心，则无往而不胜。
“和而不同”：上下级协调
“和而不同”：上下级协调
在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人员之间，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和”而反对“同”
呢？《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正值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已经走向下坡路，郑桓公问史伯道：“周
朝会衰败吗？”史伯回答说：“差不多了。现在周幽王抛弃那些光明正大而
有德行的人，而重用那些挑拨是非，奸邪阴险的人；厌恶那些贤明耿直的人，
而喜欢那些顽鄙固陋的人；排斥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正确主张，而采纳与自
己意见完全相同的错误说法——这正是周朝快要衰败的迹象。”
史伯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去和而取同”。在他看来，只有“和”才是产
生万物的法则，没有对立面的“同”是不能产生什么新事物的。一种东西和
另一种对立的东西相配合就叫做“和”，由此事物才能发展壮大。如果总是
同一种东西重复相加，达到顶点，就会失败。
史伯举例道：所以先王用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相配合，而产生万物；
用五种滋味相调配，以适合人的口味；用六种声调相配合，以令人悦耳动听；
端正七窍，而为心所役使；协调身体的八个部分，而使人完整；充实九脏，
以建立纯德，设立十种等级，以训导百官；乃至产生十种品位，提出万条方
案，计划亿件事情，经营兆数的财物，取得京数的收入，等等。所以，当君
主的，拥有天下极广的土地，常有京兆的收入，供养百官万民，普遍教导而
又善于使用他们，协和安乐，就像一家人一样。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就是
运用“和”的法则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因此，“先王向异姓求婚，使
用四方的货物，选拔敢于直谏的官员，处理事情时反复比较衡量，这都是在
追求“和”而不是“同”啊！”
在史伯看来，只是一种声调就没有音乐，只是一种颜色就没有文采，只
是一种滋味就没有美食，只是一种事物就无法做出评价——这就是所谓“和”
的法则。而幽王却把这一法则抛弃了，“去和而取同，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