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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知道某个组织或企业内部是否存在具有出色领导才华的领导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德普利说，只要看看职员们的工作态度，就能知道组织领导者是否具有高效和出色的领导能力。
“成员们是否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他们在学习什么，愿不愿意奉献？”
“他们是不是主动摸索方法，提高业务的数量和质量？”
领导者的能力可以通过他身边人们的工作成果得到证明。不用往远处想，我只需通过自己的体验就能理解德普利的这番话。当我的上司不信任我的时候，我的士气和能力会降到最低点；当我的上司相信我，并且对我怀有期待的时候，我才能发挥得最好。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合理的动物。
13、不要被帅哥欺骗（1）
如果我有机会在美国做记者的话，比起《纽约时报》来，我更希望做《纽约客》的记者。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在《纽约时报》这种可能给有权势或有学问的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威报社工作，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纽约客》这样的杂志做记者也不错，对同样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写出给读者带来快感的文章。而且，《纽约客》的记者不必像《纽约时报》的记者那样，每天都跟头条较劲。
《纽约客》拥有与《纽约时报》相当的读者人数。2005年，《纽约时报》的发行量是110万份。这样的发行量在韩国或日本几乎连名片都不好意思递出去。但是，这却是全世界精英必看的报纸。国家政策会随着《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而做出改变，很多政府方面都不知道的信息会出现于《纽约时报》，所以精英们都很喜欢看这份报纸。
《纽约客》是周刊杂志，既不是时事周刊，也不是文学周刊，算是一种很独特的读物。最早刊登“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对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事件进行报道的媒体就是《纽约客》。同时，读者还有机会通过《纽约客》读到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记得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空心面》就曾刊载于《纽约客》，我读过那篇小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空心面迷惑了，连续几周每天都做空心面吃。
纽约这个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文化和新潮的最前沿”，那些喜欢纽约和憧憬纽约的人都读《纽约客》。当我在华盛顿读到全部都是纽约演出信息的《纽约客》时，多少有些虚脱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毕竟是可读性很强的杂志，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读。
我喜欢《纽约客》，其实是因为葛拉威尔。不，再坦率点儿说，是因为我很羡慕他那间位于时代广场《纽约客》总部二十几层的办公室。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一侧墙壁全部是玻璃窗，可以俯视纽约全景。“哇塞！在这种地方工作，很容易就能写出文章来！”然而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公平。葛拉威尔不喜欢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却喜欢在市中心吵吵嚷嚷的咖啡厅里工作，所以他经常故意去找喧闹的地方。办公室里太安静，无法工作？
弯曲的头发就像雷盖烫发，算得上是葛拉威尔的符号。他的身材很瘦弱，穿着很时尚的衣服。是的，他不也是纽约人吗？长发就是他写作第二部畅销书《Blink》的原因。他的头发长了以后，常常在街上遭到警察的盘问。以前他留短发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留了长发以后，他显得有些“流里流气”。葛拉威尔意识到，发型能够如此强烈地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于是他把这个想法继续扩充、发展，写成了书。
仔细一想，其实我们都是偏见的奴隶。我们拼命想发表“正确的言论”，可是牢牢盘踞在我们心里的偏见却不肯轻易放过我们。
就在他的《Blink》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哈丁的失误”。美国第29届总统哈丁，如果论做总统的能力和实力都达到了最低点，然而他却是拥有总统外形的帅男人。1921年上任的这位无能总统让国民和智囊们操碎了心，1923年暴病，任期未满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哈丁长得帅，但并不是那种“花样美男”的类型。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像上院议员，年纪大了又具备了总统的姿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可以稍微夸张点儿说，哈丁在美国就是凭借英俊的外表和政治人物的风度而取得了胜利，他也是因此而出名。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记者，也做过报社编辑，但是他进入政界以后，连续当选上院议员和总统。
哈丁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最无能的总统之一，每次在政治学家评选出的“最差总统”排行榜上，他总是高居榜首。他在做上院议员的时候几乎从来不参加会议或表决，不仅如此，他还沉迷于美酒、高尔夫和扑克牌游戏，女人问题也很复杂。他当选总统之后，每天到处游玩儿。
尽管如此，只要哈丁登上政治舞台，就显得很有能力，声音也很能打动别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都上了他的当。人们误以为这个身材魁梧，拥有古铜色皮肤的英俊男人肯定很有能力。葛拉威尔把这种错觉称为“哈丁的失误”。
葛拉威尔凭借他的第一部百万畅销书《引爆流行》（TippingPoint）一举成名。他的书写得很好，甚至让人怀疑，“他怎么会写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他在美国也许算得上“最高故事匠”了，援引有趣事例解释自己观点的能力也非常突出。我在无意中打开了书店陈列台上的《闪视》，一口气翻看了十几页，然后拿着书直接去了收银台。
葛拉威尔的第一本书《引爆流行》，我是在去往伦敦的飞机上开始看的。忘记了是哪年，我趁着春节假期去看望生活在伦敦的妹妹。我在路上带了这本书。为了看书，我在飞机上都没睡觉，在伦敦参观美术馆的时候，也总是抽空看书。见到葛拉威尔的时候，我对他说：“都是因为你，我的伦敦旅行泡汤了。”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他的第二本书《闪视》讲述判断的力量，也就是在只见一次面的情况下，瞬间产生的无意识的力量。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他引用了盖帝博物馆因为是否购买一尊雕像（青年裸体像）而烦恼的故事。这尊雕像被断定为公元前六世纪的文物。
利用各种方法进行调查的结果，结论越来越偏向于这尊青年裸体像很有可能是真货。可是某美术史学家看了这个雕像以后，却对美术馆方面说，“不要交钱，如果已经交了钱，就去要回来”。从那之后，律师和科学家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结果正像美术史学家说的那样，这尊雕像是赝品。美术史学家只看了两秒，就判断出这尊雕像是真是假。
心理学家约翰·哥特曼说，他只要观察一对夫妻一个小时的对话场面，就能判断出这对夫妻在十五年后还会不会继续生活在一起，准确率高达95％以上。如果只看15分钟的话，准确率就降低到90％，但是仍然可以准确地预测出来。不仅如此，有的教授只要让学生在几秒钟内看到自己讲课的场面，然后做出评价，得出的结果就和听完整个学期课程的学生们做出的评价没什么两样。
除此以外，这本书还记录了许多专家和普通人的瞬间判断能力，以及准确的直观。但是，葛拉威尔强调说，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类似“哈丁的失误”的误差。
那么，我们怎样防止因为偏见而引起的直观误差呢？
20世纪80年代，慕尼黑爱乐管弦乐队举行了选拔长号手的面试。应试者有33人，其中一个是乐队负责人的儿子，为了保证面试的公平，应试者和评委中间隔了道屏障，所以评委们都不知道是谁在演奏。
第十六名应试者在屏障后面演奏完毕的时候，音乐导演大声喊道，“我们找到需要的人了”。于是，面试结束了。后面的应试者还没来得及考试，也只能回去了。但是，这名长号手竟然是女性。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长号是只有男人才能演奏好的乐器。当负责面试的人们看到演奏者的“真面目”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尤其是在管弦乐方面，这样的偏见格外严重。当时的管弦乐队里只有小提琴手和双簧管手两名女成员。
那时候，欧洲的乐队对女性很不公平。力气小，肺活量低，手小，嘴唇也小，这些偏见中包括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所有老套的内容，所以管弦乐队只喜欢白人男子。
那些优秀的音乐导演和音乐巨匠们始终都相信，“我们只有听一次，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演奏者的才华”。他们去外国进行“演奏之旅”的时候，常常把应试者叫到酒店，让他们演奏，然后直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加入乐队。自从有了“屏障后面的面试”之后，结果就变了。
有的乐队为了不让评委对应试者的情况有所了解，用号码对应试者进行区分。如果应试者在演奏过程中咳嗽或发出高跟鞋的声音，让评委了解自己的性别，就会让应试者拿另一个号码牌，重新演奏，以此彻底杜绝偏见的影响。
这种方式持续了三十年，现在美国的管弦乐队里，女性成员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五倍以上。虽然评委们说，“我们只要一听演奏就能知道”，实际上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受“眼睛看到的信息带来的偏见”所左右。我也很相信我的直觉，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不由得对“客观性”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问题在于“屏障后面的面试”之后。应试者在屏障后面演奏的时候，管弦乐队的成员们欢呼着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他们的评价渐渐回到了从前。他们举出什么呼吸太短等理由，最后，曾经赢得他们欢呼的女性被降为第二乐手。这位女性把这个问题带上法庭，最后取得了胜利。
就因为哈丁的外貌显得他很有能力，所以人们在无意之中为无能的政治家提供了成为总统的机会。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