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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便是这种学术方向重心下移及其研究价值的明证。作者依从“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路径，从国家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解读一个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村庄，并从这个村庄百年历史的变迁中，读出了乡村社会乃至整个中国政治近百年的变迁轨迹。从这个方面来说，作者对乡村政治研究、政治学及国家政治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作者的贡献不仅于此。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历史研究方法与逻辑实证主义并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在梳理了有关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后，作者对既往的乡村政治研究给了其独特的评价，“这些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及不同的理性关怀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或是纯理论的推论而缺乏实证考察，或者是在进行其他问题的实证研究中简单地论及过乡村政治问题，而没有将乡村政治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缺乏在制度、观念层次上进行深入、精致、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整体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连续转换过程缺乏细致的研究”，所以，作者要进行一项“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研究”（页18…19）。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作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超脱了近年来乡村政治的经验主义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创新，以研究方法的变革（逻辑实证主义）来推动乡村政治的研究，把乡村政治研究从制度文本层面转向现实的社会过程层面，并由此得出了诸多独到的论断。
二是在研究角度上，作者读出了村民自治的原理论，即民主，这与20世纪末以来的民主化浪流不谋而合。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村民自治的通常判断是，它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一种成本最低的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所以，从冲突与秩序、治理的角度研究村民自治、乡村政治及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就成为近年来乡村研究者们比较钟情的切入点，并由此形成了两大研究派别。作者避开了这一论争，从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专制史中，寻求民主制度的生成资源。不过，尽管作者对民主寄予厚望，但在文中，作者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村民个人权利’为前提的乡村治理制度”（页425）。这对应了作者进行本项研究所运用的“宏观—微观—宏观”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中的逻辑实证主义。然而，这回到了民主的本源问题——个体的权利及平等上。仅仅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因为在这一点上，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有着相同的理论逻辑。
三是对不同时期乡村政治的主旋律的探索，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著述中，作者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及政治特征，把岳村百年变迁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为什么在划分为四个时期？基于何种标准？每一个时期的主题是什么？就成为人们阅读作者著作的一个经常性“问题”。作者不负期望，抓纲立本，给了我们一条明晰的历史线索。
当然，从研究方法变革的角度看，逻辑实证主义并不能超脱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仍然处于一个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作者有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学术追求，但中国没有基于个体的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没有法治和法制传统，即，没有现代性的国民和政治，所以，对中国村庄及国家政治研究的更高层次的企望和侈求，只有寄希望于发展中的历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7期）
让农民自己说话——读《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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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博士，今日中国杂志社）
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已成为了延续到新世纪的一个热门问题。社会各方均对此话题倾注了热情，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作出了各种对策和建议。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很少有人从农村政治方面来考察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路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在百年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真正意义的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是中国农村逐渐衰落和农民沦为弱势群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商务印书馆近期出版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于建嵘著）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
《岳村政治》是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切入这一主题的。作者以湖南省中部地区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庄（毛泽东曾经考察过的湖南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所在地）作为个案，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历时态的角度，对20世纪一百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历史画卷。在这里，中国社会近一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在农村表现为四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问题，国家对农村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治理方式。但是，从晚清的乡村自治到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强制性地进入；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农民运动组织到解放后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再到新时期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乡政村治”体制的建立，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城市政治社会主导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应该说，《岳村政治》的分析是全面而生动的。作者是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具体的案例论证了，在农村政治结构背后具有深刻的经济和文化根源。因为，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掠夺是完成资本原始和官僚机构获利的基本手段。而为了保证这种经济上的夺取，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保持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强控制，而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化。当然，这三者是互为因果的。如果按照丹尼尔。贝尔的观点，这三个领域有不同的运转原则，主导政治的是“平等原则”，而主导经济的是“效益原则”，主导文化的是“个性原则”。在进行分阶段的剖析中，《岳村政治》将政治背后的经济因素剖析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深层的影响社会进程的因素，文化也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隐而不显地制约着整个社会的进程。正是作者的这种分析，我们才发现目前许多“三农问题”专家的所谓“理论”是那样的片面。
毫无疑问，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应该有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这不仅是有关正义和公平、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家现化代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事实上，中国农民尽管为争取这一基本权利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仍然还没有寻找到一种正确和有效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权利。《岳村政治》通过对当年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现在农民集体反抗基层党政的群体事件，以及目前农村社会黑恶势力的盛行等事实的描述和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历史总是在前进的。目前村民自治体制也许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作者发现，这种以以个人民主权利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它不同于历史上家族性的乡村自治，虽然它并不一定象有些学者描述得那样完美，还存在一些基础性障碍，但是，正是这种对农民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主选举，将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而要推进村民自治，必须推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自组织性力量保护和发展农民的合法权益。只有产生于农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才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内在的动力和泉源。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百年农会发展史的研究认为，如果在体制外建立一种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会员制组织，将也是实现农民政治话语权的一种十分正确的选择。
综观整本书，作者关注的最终目的是，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民作为一群劳动者，他们如何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拒之门外。这是作者问题的起源，也是问题的终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并不决定于既往，更取决于将来，准确地说，是取决于将来对现在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作者以其对历史和现实深刻理解，在向我们呼吁，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建立一条途径，让农民有自己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自己说话。因为，当农民能够真正认识和表达自己利益的时候，社会各方才可以获得相对均衡的发展，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内生出真正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