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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张厚安、徐勇：《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
94有学者将这种地城与行政区域等同起来，认为，“这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能够领导一个县的我们可以叫县绅，领导一个乡或一个村落的可以叫做乡绅。”（参见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5页。）这种将绅权按县或乡划分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对此，我们将在论及绅权与宗族关系时，以“自然社区”来进行修正。
95在许多著作中，将与中国传统社会绅权相联系的人士称之为“绅士”。如目前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张仲礼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士绅，其主要理由是以便区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绅士”。
96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35页。
97费孝通：《论士绅》；载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页。
9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张仲礼还引用19世纪的一个西方作者对绅士的描述：“绅士是那些已获得某种功名的人，虽然有功名的人都被称为‘读书人’，其实这些功名有的可以用钱买到，有的是通过读书而取得的。”（《澳门月报》第1卷第11期，第461页；转引自《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页。）
99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1，田赋。
100我们在白果听到了许多有关地方性权威的故事。我们这里讲述的有关“赵家老爷”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我们在地方志等文本资料中均无法查知“赵家老爷”的情况（有人认为此“赵家老爷”与民国期间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祖先有关），也就无法判定“赵家老爷”故事的真伪。但我们还是认为，“赵家老爷”的故事对于我们研究岳北地区的地方权威具有不可多得的涵义。因为，这些民间故事，起码让我们体会到了乡民们的对传统乡村权威人物的希盼。
101《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3页。
102徐男：《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9页。
103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04同治刊《湘乡县志》，卷18，人物志2。
105有学者指出，到19世纪后期，由于中央皇权日趋衰落，渴求扩大财源，通过捐纳制度造成的各种“异途”出身的科举精英分子的数量大增。这一重大变化严重影响了这个社会阶层的素质，加重了吏治的腐败，扩大了对晚清皇权的支持面，但也在不知不觉中松弛了绅士阶层对清王朝效忠的纽带。（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106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107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6…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08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67页。
109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10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11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赵秀玲的研究还表明，许多士绅会直接充当乡里组织的领袖。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许有可能，但对于白果等地的“赵家老爷”而言，他们并不需要也不能够充当保甲组织的领袖，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权威的广泛性。
112王凤生：《绅士》，载《牧令书》，卷16，第26页。转引自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113
114参见李燕光：《清代的政治制度》，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
115吴晗：《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里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50页。
116史靖：《绅权的本质》，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62页。
117同治刊《湘乡县志》，赋役志1，田赋。
118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7页。
119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2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121胡庆均：《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9—130页。
122吴晗：《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51…55页。
123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19页。
124同治刊《湘乡县志》，卷4上，学校志。
125萧公权：《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转引自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126封功名，就是一种嘉奖的方式。
127胡庆均：《论绅权》，载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24…125页。
128＇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
129邹林、曹泳鑫：《乡村政治结构变迁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载《理论与改革》，1998年第5期。
130有学者认为，推行保甲制是中国封建国家管理和控制乡村基层社的一种行政措施。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31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0页。
132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133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134在这些权利中，土地以亲族世系为依据的继承也是值得关注的。费孝通先生指出：“农田是可以继续不断的长期被人利用，而农田所有者的个人，却受寿命的限制，不能继续不断的长期利用土地。在这个矛盾上，农田的所有权不能不一代一代的在不同的人手中转移。这种转移的方式，我们叫它作农田的继袭。”（参见费孝通、张三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135参见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该书引用《东北农村状况和特点》（载中共东北局《群众》1946年9月3日出版第3期）的数据是：“1931…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期间，日本人控制的所谓‘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私地已达东北全部耕地的10…15％。”
136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6页。
137《衡山县志》，岳藏书社1994年版，第340页。
138《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139王日根：《明清基础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40 ＇德＇卡尔。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8页。
141杜赞奇在研究19e份—1942年的华北农村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封建国家在乡的统治职能包括维持公共利益，如修建义仓、兴修水利、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征收赋税，从理论上讲，国家政权的生存有赖于各种职能间的相互协调，但至少在清末时期，收赋税成为国家政治统治乡村社会中的主要体现。”（＇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142《清顺治实录》卷30。
143《清顺治实录》卷112。
144“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士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见《明史》卷78《食货二》）
145参见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0页。
146见康熙朝《东华录》，康熙51年2月己亥。
147《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148《衡阳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0页。
149《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480页。
150《湘潭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76页。
151《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第504页。
152《醴陵县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153对此，有学者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清代通过推行里甲制度等均田均役行政性配制性措施，“终究不能解决土地流转与人口流动等因素的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