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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李玉邕等人（即时称的“岳北四烈士”），逮捕了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焚烧了岳北农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住房19。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农民运动暂时进入低潮20。对于岳北农工会的深远意义，邓中夏指出，“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21。李维汉则有更为形象的说法：“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始为有名的岳北暴动（民国12年），但在赵恒惕淫威之下，完全被镇压下去了。然岳北暴动影响，周围四五县的农民脑子中都不忘记‘岳北’二字”22。
正是由于有了“岳北”的这一记忆，1925年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23，中共湘区委员会指派在安源煤矿做工的中共党员赵国城等回家乡岳北，重整岳北农运这面旗帜。1926年2月，赵国城、彭桂峰等9人在白果下街圣帝殿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方工作，几个月内农协基层组织秘密发展到8个。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岳北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公开。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赵国城任委员长，彭桂峰任副委员长。1926年5月衡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正式成立了衡山县农民协会，中共衡山特别支部书记刘爱农担任了委员长，赵国城等人担任执行委员。月底，全县建起13个字号农协和203个区农协。1927年3月，县农民协会改编了县团防局，成立了农民自卫队，至4月，会员增至30万人。5月，衡阳“沁日事变”后，军阀军队占领衡山县城，县农民协会被捣毁，由共产党领导的衡山农民协会停止了活动。
五县的其他县的农民运动没有经历过衡山岳北农工会这个阶段。这些县农民运动的兴起，大都在1925年，分别以成立秘密组织或办学校的方式开始其最初的活动。湘潭县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在西二区建立爱国反帝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同时秘密建立乡农民协会20余个，会员达1000余人。5月由共产党员易春庭和汪先宗发起，经县知事公署批准公开成立了东一区八叠乡农民协会，随后各乡农民协会相继成立，会员发展到5000多人。到11月乡农民协会发展到30多个，会员达8200多人。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湘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派省农运特派员到湘潭指导农运工作，8月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湘潭农民协会，到11月，县内成立区农民协会14个、区农民协会筹备处4个，乡农民协会450个，乡农民协会筹备处20个，会员达12万人。醋陵和湘乡两县的农运组织都起始于农村夜校。1925年，安源煤矿一批醴陵籍共产党员回家乡兴办农村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并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鼓励工作。1926年2月，成立西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6月底，建立40多个乡农民协会，会员达1。7万人。7月在县城成立了酷陵农民协会，11月底，全县15个区，323个乡均建立农民协会。1927年春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24。1926年1月，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先后派谭天民等为农运特派员到湘乡指导农运，他们成立了农协筹备小组，联络贫苦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利用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团结起来谋求解放的道理，并采取个别串联的办法，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到11月，全县共成立44个区农民协会，498个乡农民协会，会员19。05万人。1927年元月27日，县农协召开执行委员和区农协员长联席会议，改选了县农协执行委员会，月底农协会员就发展30万人，69个区的农协组织都建立了起来。长沙县的农运则直接受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影响。1925年长沙县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的要求选派了郭屏藩等14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3月，郭屏藩等人分别在铜官成立临湘农民协会、锦绣镇农民协会和大贤镇区农民协会，全县农民协会会员发到5000多人，4月，成立了长沙县农民协会。这是湖南省第一个县农民协会。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农民协会进入公开大发展阶段。8月湖南省建设厅批准长沙县农协立案，并委托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此时，全县共建区农民协会12个，基层农民协会640个，会员发展到66425人。到1927年4月，全县区、乡农民协会全部建立（区农协18个，基层农协1200多个），会员20多万人25。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马日事变以后，这些县的农民协会组织均被破坏而停止活动。
我们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历史过程描述是简单的。这主要因为已有许多著作记载了这些激动人心的岁月。我们需要探讨的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这种反体制的组织性力量是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它对乡村社会秩序和权力体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从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农民领袖与乡村权威、政治动员与乡村经济等多个方面对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进行学术梳理，以期得出农民运动与传统社会转型的相关结论。
第一，农会组织与乡村政权。
文学家已经证明，农会是与近代社会自治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并在清末“新政”改革期间就产生了26。早在1890年，孙中山即倡议“仿泰西兴农之会”27。1895年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也建议效法外国，“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立农会，督以农官”28。以创办实业而闻名的张謇在1896年和1897年分别提出了《农会议》和《请兴农会奏》，对农会的创办方法、经费来源、组织程序、职能功能以及作用等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思路。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主张设立农会，发展农业，本质上截然不同于封建统治者长期施行的“重本”政策，更非出于维护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目的，而是将其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以研究农学、讲求农务、推动农业发展为主旨的新式社会团体。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正式命“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田，由绅商之有田业考试办，以为之率”29。1907年清朝的农工商部为制定和颁布《农会简明章程》奏折曰：“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30其利也有三，一为“劝导演说，聪明以瀹，于振兴实业之中，启教育普及之渐”，二为“博稽新法，日事改良，究草人士化之精微，课计然金穰之实效”；三为“团结一气，共图公益，有所兴作，合群力群策，以谋无尔界此疆之别”31。该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到1911年为止，全国已成立农务总会及农桑总会19处，分会276处32。如果从性质上来说，清末农会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并非属于农民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似也可称为商办的新型民间社团”33。由于这些组织又大都设于城镇，脱离农村，与广大农民缺乏密切联系，加之组织十分狭窄，会员人数很少，很难说集中代表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缺乏应有的阶级基础，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具有重要地位和显著影响34。事实上，晚清政府关于设立农会的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普遍施行，五县均没有设立农会组织的相关记载。
到民国元年（1912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公布了农会暂行章程，要求各县成立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1913年，湘潭、醴陵、湘乡均先后成立了县农会，以推广农业知识，辅导农民改进耕作方法和协助农民解决困难。醴陵因为经费等原因这次年冬被解散。湘潭也只有农会之名，并没有开展活动，到1924年，县农会分五路推举筹备委员，成立县农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委会实力土豪劣绅把持。当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要求解散旧农会，建立新的农民协会，县农会活动终止。湘乡的农会组织由于得到了地方势力的支持，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1913年湘乡县农会附设了蚕业传习所。1922年县议会拟订的《湘乡镇乡分农会暂行简章》。简章规定，镇乡农会的职能是“对农学有精细之研求，务有切要之改良，以灌输农民知识，增高农民地位，发达农民企图”。乡镇农会人会资格为，有农业学识者、有农业经验者、有耕地牧场原野山林等物权者，有经营农业及其副业者。四项之中，只要合其中一项就可入会。事实（c）上，当时把持湘乡各级农会的都是一些乡绅和地主。农会组织一般不参与乡村政治活动，对乡村社会秩序并不产生影响，只是作一些农业技术知识的传播。1924年，湘乡县农会编印《整理农林大意》、《备荒浅说》等小册子，以辅导农民改进农业技术。1925年，县议会决议拨给县农会事业经费375元。在这些政府准许或扶持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农会组织之外，也有一些以政治为目的的农会组织，如1912年，湘乡沈伯玉组织提倡均产的“裕农会”，被湖南都督勒令取消。1913年，王志清在湘乡坳头组织宣传新三民主义的“农禾会”，也被政府取消35。
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的农会组织与这些旧农会有着本质性区别。它是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农民政权。
毛泽东在不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进行过恰当的论述。他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