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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经济的怀念而逐渐丧失，各种反抗事实上的存在，冲击着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秩序。于是，共产党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各种乡村教育来维持，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给农民描绘美好的未来，使社会意识形态高度整合，同时与传统小农文化形成某种配合与默契，实现价值观念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为社会整合中有力的精神粘合制，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最大限度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83。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上的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政治运动来促进和维持乡村社会被激励起来的政治热情。60年代初，五县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虽然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风等五风问题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法制化的运动形式，又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在乡村的权力。在运动中，衡山县有4…5％的农村干部受到批判和批斗，有些人被集中起来反省，其中约15％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84。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衡山县委联系本地实际，将阶级斗争的表现概括为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打击干部、破坏生产、封建宗法势力复辟、搞迷信活动、赌博等“八股黑风”。为反对“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股“资本主义黑风”，各地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局、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要对照检查，衡山县共有519名犯有黑风问题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或惩办。湘乡县在1960年底整风整社运动中，批斗犯有黑风的干部1295人，报捕95人，处理869人，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85。在这种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由于权力是这种序列的整合力量，这就使权力的作用进一步被神化。也正是这种互动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成为了“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得以推行的合法性及其权力有效性的基础。在这种政治高压下，这个时期乡村社会处于相对稳定之中。但是，这种稳定却是一种影响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迟滞型稳定。
这种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的普及，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使整个社会不断政治化。农民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畸型的亲缘关系。一方面，农民在“集权式动员体制”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而成为主要的社会关系，农民几乎完全依赖在行政体系之下；另一方面，农民
在“当家作主”的政治口号下，被广泛动员起来，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虽然被动员性参与程度极高，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受到严重压抑，盲从性十分明显。而且，农民的这种政治参与行为的领域也非常有限，在乡以上行政管理工作成为非农阶层的专利，少数干部成了农民的垄断发言人，农民只能是一种运动式参与而非制度性参与。也就是说，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之下的农民参与具有十分明显的被动员性、盲从性和运动性。事实上，这个时期乡村社会所出现的虚报浮夸，瞎指挥和强迫命令风等现象，都与这种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在1958年10月，衡山县委对水利建设提出“一月建百座、一冬建千座、三个月任务一个月完成”的口号，有200余处大、中、小型水库一齐动工，但真正建成受益的不足1／3。作为大型水库兴建的东湖水库及其附属工程，纯属盲目施工，未成即毁，使县财政损失49万元，农民浪费劳动日42万个，2000亩良田荒芜两载。11月，继续动员大批劳力修筑公路之后，县委又从全县抽调5万农村劳动力参加修筑京广复线路基。由于大批农业劳动力被抽走，秋、冬作物陷入无人管理状态，甚至大量已经成熟的粮食、油茶子也因无人收获而霉烂在地里。这一年，全县稻谷亩产实际上只有225公斤，但县委却喊出“1959年亩产要达到8500公斤”的口号，并为此而要求田耕3尺，上挖1尺，农历正月浸种育秧，搞什么“粪湖”、“尿海”、“肥料山”等，这种以政治口号式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建设的做法，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1960年，衡山县农业生产严重下降，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34亿公斤，比1949年还低0。08亿公斤。县内有8万余人因口粮严重不足而患水肿、干瘦和妇科等病，并出现非正常死亡86。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据统计，196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为405亿元，比1958年的550亿元减少了26。7％；粮食由1958年4000亿公斤降到2950公斤，减少了26。3％，棉花由3937。5万担减少到1600万担，减少了359。4％。1960全国人口死亡率大幅提高，比1957年增加了14。63个千分点，全国总人口减少了1000万。87
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在乡村社会普及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进行了改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家族伦理纲常被打破，依据血缘关系划分亲疏的传统受到压制，甚至在父子兄弟之间也大搞阶级斗争，“既对家族势力的外观文化表征进行肃清，又对家族组织形式和结构进行改造”88。但是，这种改造并不彻底，而且在某种时期，它还以更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成为了阶级斗争这一工具的依据。在公社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的血亲关系”就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化形式而存在并成为了分配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基本依据。这就是曾经流行多年并决定了许多人命运的“成分论”。
总之，“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是一种通过行政控制方式对乡村进行剥夺式动员的社会组织制度，是一种政治上高效率经济上低效益的动员体制。它压抑农民创造热情，不仅不能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反而造成了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累了农民对国家的不满，增加了国家的控制成本，违背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89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4…365页。
2《中国人民政治协会议纲领》第14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3 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为乡（行政村）一级地方基层政权的建设，建立了初步基础。当时的乡和行政村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区域，它一般由一个较大的自然村或几个自然村联合组成，设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可在具体操作上，许多地方均在这两个通则之前就完成了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
4湘乡、湘潭、醴陵最初都叫贫农团，长沙叫翻身会。
5参见政务院：《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16日。
6《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72、341、342页。
7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月365页。
10参见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云南人民出版杜1996年版，第11…13页。
11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页。
13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14 ＇参见《农业合作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
16《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32页。
17见《湖南日报》1956年10月8日。
18《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52、343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20《湘乡县志》，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1在当时衡山县政府的文件中将村级政权称之为村政府。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
23高级社这种“村社合一”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的区别主要在于，当时的“村”或“行政组”是国家行政区划，但并不是国家的行政建制；“政社合一”则与当时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合而为一。
24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柱1993年版，第248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l页。
27胡必亮：《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28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