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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家的治理方式的有所改变，分权与分治成为了总的特征。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是社会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同时是国家权力运作体制中的一环。其体制性特征就是压力型运转。这种压力型体制要求作为基层政治组织的乡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没达标，就视其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奖励），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90。根据压力体制的二散逻辑，国家权力具有自然的延伸作用。进入转型期以来，国家行政权力一直在进行深人到乡村社会的努力，特别是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已将这种压力体制延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基层，建立了“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随着乡村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压力体制在乡镇与村庄之间出现了转轨。国家行政权力在文本制度上退出了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出现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二元并存”91。因而，乡镇的行政权力与村庄的自治权力的结合也就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
为了解决乡镇行政权与村庄自治权之间的结合，有两种基本选择：其一，将这种压力体制继续扩大化，使村庄行政体制化；其二，改革这种压力体制，使乡村社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
目前主张将国家权力延伸到村庄的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显然这存在财政上和法律上的障碍；二是根据中国政治传统，运用党组织对乡村实行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这种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对白果镇及岳村的研究中已有所了解。对此，有学者解释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村的一体化是以党组织的高度一体化为中轴，党组织的严密性保证了乡村的政治一体化，也使乡村生活拥有领导核心。鉴于中国的状况，组织严密的领导集团对社会一体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在广大农村。政党组织是现代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更是一种高级的政治组织。它的宗旨和组织原则都是超越传统的格式，其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也是超家族组织和亲属网络的。因而发展乡村的党组织可以制约村落家族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同时可以有效保证社会的一体化。政党组织可以充任社会一体化的钢筋，尤其是在行政体系不那么发达的条件下。因而，从长期的发展观之，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使其成为一体化的钢筋，社会政策的执行组织，社区生活的领导核心92。如果从加强社会控制的方面来看，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如果加强“农村党组织”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乡村政治资源的口号和手段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利用党的权威和强制力侵入乡村社会自治领域，就完全有可能重新剥夺农民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已经初步获得的自由。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乡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乡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乡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乡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一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一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可以将乡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其中，乡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村民自治。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
（2）按保护个人权利的理念，确定乡村自治权的边界。
我们在确定国家行政权力与村庄自治权边界的同时，还需要确定在实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合理边界。乡村自治权力的边界模糊，同样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的增加，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人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首先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许多乡村政治研究者所忽视的。
目前，有关村民自治权边界的主要倾向是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将村民自治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另一类是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使之向集体经济组织方向发展。有关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努力是与乡镇权力的扩张相联系的，这种与现行法律相违背的主张和做法较容易受到抵制和修正。而通过不断扩大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使之向集体经济组织方向发展的努力，却被许多乡村政治研究者所称道。有些研究者根据一些集体经济较发达的村庄，所谓的村民自治实践得出了“新集体主义”的村治模式，将村民因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依附而参与公共权力的努力视为是现代村治发展的方向。有的甚至提出，为了适应这种职能扩张，拓展村委会的生存空间，应建立村级财政，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辟新的财源93。
我们需要思考的则是，在目前的乡村社会是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从理论上来说，村民自治作为一种乡村治理制度，是一种社会资源。其资源性表现在：运作具有成本效益核算；对外部社会资源配置效益中的作用。村民自治制度通过对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确定，使社会成员在活动范围和如何行使权利等问题上有了较为清晰空间和条件，从而使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但其基础性的规则是确定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背景和民主主义取向。毫无疑问，村庄的公共领域有许多是属于“天然”的社区性，而有许多则属于“人为”的体制性。所谓“天然”的社区性，是指作为一个乡村社区“天然”而具有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人为”的体制性事务，是指由于国家的制度性规定，而成为村民公共领域的那些事务。当然，这两者有一定的联系。
事实上，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但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从总体来说，是一种社区生存秩序。社区生存秩序这一概念，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村庄秩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乡村社区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民与村庄的关系，并不等于村民与社会的关系，最多只能被认为是村民与社区的关系。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应该是市场化的组织过程。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并不以行政区域为界线。村民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再组织也就不可能以行政区划来进行运作。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农业生产要素的资本配置方式即“资本农业”的组合方式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94。从目前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及合理退出机制的会员制组织95。
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下，任何扩大村民自治组织功能的做法，使社区性公共事务复杂化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
（3）按社区优先发展的理念，合理地区分国家民主和社区民主的边界。
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乡二元结构的解构，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新型社区社会将成为全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因而，在国家总体发展的前提下，优先发展社区组织和培育社区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国家与社区组织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指导经济发展的原则，同时也是认识国家民主和社区民主相互关系的关键。
目前有关村民自治所确定社区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