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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办理一切手续时必须带此卡，否则不予办理”。
可以说，这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乡镇政府采取的一种典型的超经济强制。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我问道：现在农民有哪些手续需要到镇里面去办呢？
杨和在场的村民列举了好一会，主要有：结婚手续；计划生育手续；小孩上学报名和录取，以及考上中专大学转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身份证；办建房手续；参军；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等。
问：既然种田不赚钱，那为何这几年每家每户都建了新房？
杨说：主要是搞些副业。年轻的到广东去打工，年老一点的在家养些猪或鸡。我这几年主要靠行医，每年还可赚3000多元。不然，这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问：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的日子还是要比大集体时好一些？
杨答：现在日子要比过去好，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城市那些个体户的日子。这样一比，种田的农民就相当于讨饭的了。
问：当年你是如何看待分田到户的？
答：分田时，我只有20岁，没有结婚，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但家境贫困。我当时的态度是，包产到户好啊。我们全家每年在生产队累死累活的，全给人家干了，五条汉子，穷得一贫如洗。所以在1979年听到外面有人搞单干了，我们就盼望着也能这样。
1980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准许分田包产，我们队里的有一些人就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队里按党中央的指示干。开始时有的大队干部不同意，我们就与他们吵，要求分田，不然就不出工，干活也不出力。我们生产队只有召开社员大会，说征求群众意见。没有想到一开会，全队9096的人都主张分田单干，就是那些平时要队里照顾的人也举手同意了。这样，就将田分了。现在看来，分田之后农民是过了几年好日子。现在不行了，田已没有人要了，分到的田反而成为了负担。因为种呢，不赚钱；不种呢，又不行，怕将来政策变了，自己没有了基本生活。因此，我们村就有许多人将自己承包的田无偿地转给他人耕种，有的还用补贴的办法求人家耕种。
从旁人中得知，杨家大儿子已体检合格，近日要应征人伍。于是，我便与他讨论起让儿子参军划不划算的问题。
他说：儿子参军在经济上肯定是不合算的。如果只服完义务兵期就复员回来，几年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0多元。可有些事，是不能算经济账的。让儿子参军，是保护祖国的义务，这些大道理不讲，对他本人的成长和我们家在村里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搞得好的话，可以转志愿兵或考军校，将来就会成为国家干部；一般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再复员。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村民小组长还是入不了党。我儿子如果在部队入了党，我们杨家就有党员了，以后村里的事情我们也就有更多的发言权。
听杨的这种解释，感到有必要追究，民国的兵役制和现在的兵役制的区别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目前，应征入伍虽然可以给农户一定的经济权利。比如，在义务兵阶段，原来所分的田不用交，每年还可以享受村里面的一定补助。但更多家庭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正如杨所言，如果将履行义务等大的方面和培养应征者进人主流社会不说，从村庄政治来说，应征入伍最直接的意义就意味着加入党组织，这对于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现在农村党组织实际上掌握着村庄的主要权力，而村庄的领导者为了不使更多的人来分享这些权力，一般不愿意发展党员，有文化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现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往往难进入党的组织之中。但只要到了部队，一般都能入党，而
复员回村后，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村庄权力的主流层。这也许正是许多家庭宁愿在经济上吃点亏，也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参军的主要原因？
还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眼中的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农民对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关系到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各级政府管理行为的态度。在转型期，也关系到乡村社会对国家现代化的支持程度。从杨等人的言行中，是否可以理解为，农民目前对国家的税费还是认可的，对村干部的行为也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只是对乡镇政府收取的乡镇统筹之类费用多有指责。为什么如此？
此人热情正直，对许多问题有一定的思考。可作长期观察对象。
2。6
接着，在周秘书陪同下，访问另一杨姓村民。
杨某，绍庄村祝功组人。其住房紧靠村委会办公楼，属于新建，占地面积约有200平方米。因村委会办公楼破旧而无法办公，村里的干部经常在其家开会商谈工作，村党员和组长会也经常在其家召开。
看杨家正堂屋的祖先灵位，发现与前面的杨家有所不同，便问起其祖先来历。杨说，虽然都姓杨，却并不同宗。自己是个外来户，大约在他3岁时，从长沙市搬过来的。什么原因要从省城搬到衡山这个偏僻的地方，杨不愿意说，只是推说不太清楚。至于如何在这个村子落的户，杨说主要是由于其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附近的村子，帮他们买了些田，所以就在这里安了家。
从家里的摆设和待客来看，感到杨的家境较好，而且他本人也很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生括情况，便问及了1999年杨家收支情况。
杨介绍说：1999年全家收入由农业收人和副业收人两部分组成。农业收入主要有：耕种水田10。6亩，共收水稻12360斤，按国家保护价计收人为6180元，养殖业1000元，种植业100元左右。农副业收入合计7260元。而支出也由生产性支出和日常生活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主要有：种子约200元，化肥1000元，农药为400元，请人耕种为2000元，水费为240元。非生产性支出有农业税220元，特产税41元，乡统筹302元，村提留48元，此类开支合计为4451元。收支相抵，农副业总收入为2819元，每亩收入约6为250元。
问：除了农副业收入外，还有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杨答：农闲时，小儿子到广东打工，大儿子在当地做工。大儿媳有时也出去做些事。他们的收人大约一年有8000多元。
问：生活性开支情况如何？
杨妻答：生活性开支主要有日常开支和人情往来费用，小孩子育费用是一笔大数目。现在农村人情往来也是笔很大的负担。
问：你感到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
杨答：与人民公社时期相比，好多了。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的候，我们家可没有饭吃。
问：当年分田到户时，你是如何想的？
杨答：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当年40岁，已婚育有二子一女（分别为13、9、6岁），是一位普通社员。由于我从三十多岁时就开始患有慢性病，在生产队只能算是个半劳力，长年靠生产队照顾。从内心上来说，我不希望分田单干，感觉天要塌下来了。分组时大家都不是很想要我们家。我和老婆想，今后单干了，孩子太小，我们家分的田谁种，将来的生活如何办。但这种想法你还不好表示出来，不然大家会看不起你。因此，在生产队搞分田到户时，我还装积极，好像不靠你们大家我也能生活下去。分田后的第一年，我们全家老少都下田劳动，虽然感到很苦，还是走过来了。现在好了，孩子们都大了，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我们家在村里的生活已算得上小康。
问：你如何评价现在的村干部？
杨答：现在的村干部已不像原来的大队干部了。那时的大队干部比现在的村干部牛皮得多，很少劳动，好像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我们也比较怕这些人。背后称他们是土皇帝。现在村里各种各的田，只要交了税费和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谁也拿你没有办法。我们村没有什么集体经济，所以村干部自己也得种田，不然就会没有办法过生活。他们现在唯一可得的好处，就是开村干部会议时，经常在我们家办餐，用公款吃喝点。
问：现在村干部管不管事呢？
杨答：一般来说，村干部还是想管事的。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事可以管了。计划生育和收缴上交提留又是得罪人的事，谁也不愿意管，也不能真的拉下脸面去管。现在村里的公路需要修，水渠也要修了，可村里没有钱，他们也没有办法。
问：你认为，你们村谁在当家？
杨答：当然是村支部书记。可这几年搞村民选举，好像村委会主任也有些权力了。我们村较有威望的还是那些退休回家的老干部。
此时，陪我来的村秘书有事先走了。杨的妻子很神秘地看了看门外，见没有人，便压低嗓子对我说：你是上面来的干部，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你反映…下。我儿子，高中毕业回家务农，是村里面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也很要求进步，入党申请书都写了几年了，我也向村里的支书及来我村蹲点的镇干部讲了多次，可他们就是不让他人党。
在谈到为什么要入党时，杨说，虽然农村的党员不是干部，可许多事情上，党员还是能起作用的。我们村里的许多事，都是通过党员开会决定的。讲实话，现在这样的社会，家里有一个党员，就会感得腰都硬些。我们家作为外来的小户，这些年搭帮邓小平的好政策，赚了点钱，但我还是希望我儿子能在政治上有点发展。
我表示，我们只是搞些学术研究，这些事不好过问。在他们表示理解后，我接着问，你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杨答：主要怕生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生病。现在的医药费这么贵，如果一生病，那可不得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完了。所以，现在农村的人生了大病基本上是在等死。根本不可能去治疗。
从杨的讲述中，大体可以认定他们是这场农村改革真正的受益者。从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