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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生长在上流社会，对其中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耳闻目睹，十分熟悉。他对这些现象切齿痛恨，因而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用讽喻的笔调加以谴责。在短篇小说《路易丝姑娘》中，作者在描写雅各布律师、律师妻子安玛洛亚和安玛洛亚的情夫洛伊特纳以及三者的爱情纠葛时，用的都是揶揄的语调，在他犀利的笔锋下，这三个人各自的丑态（雅各布的怯弱、颟顸；安玛洛亚的淫荡、任性；洛伊特纳的轻浮、自负）都显得活龙活现。寥寥三四千字的《神童》也是一部绝妙的讽刺作品。弹钢琴的“神童”彼彼尽管还是一个孩子，却懂得惺惺作态，哗众取宠；听到他的演奏后，商人想的只是生意经，认为这场演出“净余足足有一千个马克”，把艺术看作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在一个妙龄女郎的心目中，他演奏的主题不外乎是爱情，希望他像小弟弟那样吻她；一个钢琴女教师听了后，心中则不无妒忌，认为神童的演奏缺乏创造性，应当“拿戒尺来对付他”。在《在预言家的屋子里》，写的是各式各样病态的人物，这里有小说家、画家、音乐家及爱出风头的贵妇人等，他们大多是不满现实的文人，妄想改革社会，但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与出路，反映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对那位小说家的讽刺尤为辛辣，此人思想空虚，作风浮夸，他前来预言家的屋子里集会的目的，无非是见见世面，找寻一些刺激，并通过贵妇人跟她的女儿谈情说爱。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文人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另一篇《火车事故》是他脍炙人口的佳作之一，这里，作者的讽刺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说虽短，却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个上流人物的嘴脸。这位高贵的绅士刚上火车时，显得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竟违反禁令把小狗带入卧车车厢，一不如意，就骂别人“兔崽子”，但火车一出事故，他却高呼救命，还口口声声叫“伟大的上帝”、“万能的上帝”，真是丑态十足！
下面我们要谈谈托马斯·曼三个以艺术家为主题的重要中篇小说。
《托尼奥·克勒格尔》是托马斯·曼二十八岁时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年。据说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或多或少带有个人自传的成分。托尼奥的家庭出身和经历，有许多地方同作家本人的情况相似。小说揭示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理性与生活的关系，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心声，指出了一个作家应当选择的道路。作者借托尼奥之口道出了他的艺术观：“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作家，那正是我这种对人性、对生活、对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爱。一切温暖、善良和诙谐都来自这种爱。”这说明了托马斯·曼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的。
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也是一部描写艺术与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光彩夺目的作品。故事以一座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与科勒特扬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的病态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扬之口，揭示了人们崇拜金钱、蔑视艺术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则精心刻画了作家史平奈尔的形象，把上世纪末那种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艺术家的本质生动地勾勒出来。托马斯·曼是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来描写这些人物的，对这种无病呻吟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显然持否定态度。艺术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读这篇小说后应当仔细思索的问题。
译者前言（6）
托马斯·曼写了不少中篇小说，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死于威尼斯》。像《托尼奥·克勒格尔》和《特里斯坦》一样，它也是一部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它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阔，主题思想也更加深刻。西方文学界很推崇这篇小说，目为世界文学名著，而托马斯·曼本人也认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他曾说：“《死于威尼斯》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结晶品，这是一种结构，一个形象，从许许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辉。它蕴含着无数隐喻；当作品成型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禁为之目眩。”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从意大利归国后所写，一九一二年问世。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个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献身于创作，一心想攀登艺术的高峰。长年累月辛勤的劳动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气，到国外调剂一下疲惫的身心。他选中威尼斯作为目的地，在那儿度过了不少炎热的夏日。他在饭店里遇见一个非常俊美的波兰籍男孩，他认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甚至为他神魂颠倒。不久，威尼斯疫疠横行，外侨纷纷回国，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险，却偏偏不肯离开，宁愿守在孩子身边，最后终于死在海滩旁。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孤芳自赏，远离人民群众，但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对当时的社会抱批判态度。他对社会上种种庸俗、浅薄的东西都看不入眼，对那个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在托马斯·曼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德国当然也不例外。马克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而青年们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下显得十分消沉。一九二五年的《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作者除真实地描写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动态外，还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书中的历史教授科内利乌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环绕青年们一次家庭舞会层层展开，这里既有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又有发人深思的哲理。作者本人很欣赏这篇小说，认为它是自己中篇小说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引起了托马斯·曼的关注与忧虑。他曾说过：“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成统一战线，使战争狂人不敢轻举妄动。”一九三○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小说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为素材，描写正直、朴实的侍者马里奥与魔术师奇博拉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啸声中，群众只能俯首帖耳，一切听凭他的摆布，马里奥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过来，认识了对方的狰狞面目，毅然把他一枪打死。很明显，魔术师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而马里奥则代表人民。小说的结尾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开始时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蛊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过来，就威力无穷，并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由于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政治小说，出版后不久即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书名单。这个中篇小说不但有鲜明的政治内容，也有较高的艺术性。作者对许多场景都作了绘声绘色的处理，读来扣人心弦。可以说，《马里奥和魔术师》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早期创作上难免有一些唯美主义的痕迹和其消极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艺术家，看来我是异乎寻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论，我敢断言我的成熟十分缓慢。”但在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他的头脑日趋清醒，逐渐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后则更为进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说同法西斯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认识，曾撰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尚持保留态度。他以真知灼见和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并通过各种体裁的小说和文章对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不愧为二十世纪德国继往开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译者前言（7）
托马斯·曼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受某些古典作家的影响，他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消极的，其表现形式仅仅是同情弱者和不幸者及谴责恶势力，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历历可见。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他的人道主义有了积极的、进步的内涵：他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政权，还尖锐批评某些国家在慕尼黑的出卖行为。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在纽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和平力量应当强大，为的是能给那些除暴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暴徒们以反击……自由应当强大，它应当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权自卫……一切希望德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人，应在这个自由的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