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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感到自己精神上是被逼到绝境了，因此他激动起来，不觉说出了他不关心公共事业的主要原因。
“也许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设立医疗所和学校这些事操心呢？医疗所对于我永远不会有用处，至于学校，我也决不会送我的儿女上学校去读书，农民也不见得愿意送他们的儿女上学校去，而且我还不十分相信应该送他们去读书。”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听到这种出人意外的观点一时愣住了；但是他立刻想出了新的进攻计划。
他沉默了一会儿，拉起一根钓竿，又抛进水里，而后带着微笑转向他弟弟。
“哦，你看……第一，医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了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了当地的医生来。”
“啊，但是我想她的手腕一辈子都不会直了。”
“那还难说……其次，会读书写字的农民像工人一样对于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吧，”康斯坦丁·列文断然地说，“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更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
“但问题不在这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说话自相矛盾，尤其不喜欢辩论不断地变换论据，引出新的不连贯的论点，使人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不过，你承不承认教育是人民的福利？”
“是的，我承认，”列文毫不思索地回答，于是他立刻意识到他说的不是由衷之言。他感觉到假使他承认这点，那就会证明他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信口开河。他还不知道会怎样证明，但是他知道这准会在逻辑上向他证明的，他就等待着那个证明。
结果论证竟比康斯坦丁·列文预期的要简单得多。
“假如你承认教育是福利，”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你就不能不关怀这种事业，对这种事业寄予同情，而且渴望为这种事业努力。”
“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康斯坦丁说，微微地涨红了脸。
“什么！但是你刚才还说……”
“那就是说，我不承认这种事业是好的，也不承认能办得到。”
“你没有试验过，又怎么知道呢。”
“哦，假定是那样，”列文说，虽然他完全没有那样假定，“假定是那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操心。”
“怎么这样说？”
“不，我们既然在讨论，就请你从哲学的观点向我解释一下吧，”列文说。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扯到哲学上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口吻在列文听来好像是简直不承认他弟弟有谈论哲学的资格。这可把列文激怒了。
“那么我告诉你吧，”他激昂地说。“我以为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我作为一个贵族，在现在的地方制度里面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善，而且也不会改善；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我的马也可以载着我奔跑。我不需要医生和医疗所；我也不需要治安官，我决不求助于他，也决不会求助于他。学校对于我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就像我刚才对你说的。在我看来，地方制度只增加了我一些义务：每亩地缴纳十八个戈比，坐车进城，和臭虫同床而眠，听各种胡言乱语、不堪入耳的话，而个人利益决不会诱使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含着微笑插嘴说，“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我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但是我们却为这个努力过。”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激昂地说。“农奴解放是另外一回事。那也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但是做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以及在我不居住的城市里应当如何敷设下水道；做陪审官，审讯一个偷了一块腌猪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人和原告的各种胡言乱语，裁判长审问那老傻瓜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偷腌猪肉的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说得忘乎所以了，开始摹拟着裁判长和傻瓜阿廖什卡的模样；在他看来这些话都说得很中肯。
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膀。
“哦，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只是说和就……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我无论何时都会用全力保卫的；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检查我们的信件的时候，我甘愿竭尽全力来保卫这些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兵役的义务，那是关系我的儿女、兄弟和我自己命运的，我是了解的；凡和我有关系的事情我都愿意加以考虑；但是要我考虑怎样分配县议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瓜阿廖什卡——我可就不明白，而且也做不来了。”
康斯坦丁·列文好像言语的水闸决了口一样滔滔不绝地谈着。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了。
“但是也许明天就要轮到你受审讯；难道在旧刑事裁判所受审讯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到审讯。我不谋杀人所以没有那样做的必要。哦，我告诉你吧，”他继续说，又离题了。“我们的地方自治制度和所有这类设施——正如三一节①我们插在地上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是天然生长在欧洲的真正桦树林一样，但我可不能热心给这些桦树枝浇水，也不能相信这些树枝。”
①三一节，耶稣复活节后的第八个星期日。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耸耸肩，以此表示他很诧异，怎么一下子又把桦树枝扯进他们的辩论里来，虽然实际上他立刻听懂了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你也知道这样辩论是不成的啊，”他批评道。
但是康斯坦丁·列文想为他对公益事业缺少热心的缺点辩护，这个缺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继续说下去：“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用断然的语调重复着哲学的这个字眼，好像表示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谈论哲学的资格。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微笑了。“他也有一套合乎他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哦，你还是不要谈哲学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发现存在于个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不可缺少的联系。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不能不对你的比喻加以纠正。桦树不是插上的，有的是播种的，有的是栽植的，而且必须细心保护。只有认识到在他们的制度里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懂得如何重视这些东西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那样的民族才真正配称为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这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入了康斯坦丁·列文不懂得的哲学史的范畴，一一指出他的见解的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全是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这在你不过是一时的错误，很快就会改正的。”
康斯坦丁沉默了。他感觉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打败了，但同时他感觉得他想说的话他哥哥并没有了解，只是他不知道没有了解的原因是他没有表达清楚他的意思呢，还是他哥哥不愿或是不能够了解他。但是他没有追根究底，于是，不再反驳，他开始想到另外一件完全无关的私事上去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收拾起最后的钓丝，解下了马，他们就乘车走了。
四
在和他哥哥谈话的时候萦绕于列文心中的那件私事是这样一件事。去年有一次他去看割草，对管家发了脾气，他使用了他平息怒气的惯用方法，——他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一把镰刀，亲自动手割起来。
他是这样喜欢割草工作，从那次以后他亲手割了好几回；他割了房前的整个草场，今年春初以来，他就计划着整天和农民们一道去割草。从他哥哥到来以后，他就踌躇起来，不知道去割好呢还是不去割的好。整天丢下哥哥一个人，他于心不安，他又怕哥哥会为这事取笑他。但是当他走过草场，回想起割草的印象的时候，他几乎就决定要割草去了。在和哥哥激烈辩论之后，他又想到这个主意。
“我需要体力活动，要不然，我的性情一定会变坏了，”他想，于是他下定决心去割草，不管在他哥哥或是农民面前他会感到多么局促不安。
傍晚，康斯坦丁走到账房，安排好工作，差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的割草人，来割卡立诺夫草场，他的最大、最好的草场的草。
“请把我的镰刀拿给季特去，叫他磨好了明天给我，我也许要亲自去割草哩，”他说，竭力装得很安详的样子。
管家微微一笑，说：
“好的，老爷。”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对他哥哥说：
“我看天气好起来了，”他说。“明天我要开始割草了。”
“我很喜欢这种田间劳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非常喜欢。有时我亲自和农民们一起割草，明天我想要割一整天。”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抬起头来，好奇地望着他弟弟。
“你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从早到晚吗？”
“是的，这是很愉快的，”列文说。
“这当作运动好极了，只怕你受不了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点不带讥刺地说。
“我试过的。开头有点困难，但是过后就惯了。我相信我不会落后的……”
“原来这样！可是告诉我，农民们对这个怎样看法呢？我猜想他们一定会笑他们的主人是个怪物吧。”
“不，我不这样想；但那是那么令人愉快、同时又是那样艰苦的劳动，人们无暇想到这些。”
“但是你和他们一道，吃午饭怎么办呢？把你的红葡萄酒和烤火鸡送到那里未免有点儿尴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