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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钧见张不认账，立时火了，冲上去，随手脱下一只鞋子，对准张国焘的长脸，重重打了一记耳光，张国焘的眼镜立时落地。
张国焘慌忙伏地摸眼镜，拣起眼镜时，只见两面镜片已分了家，引起一阵哄堂笑声。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张国焘捂着长脸大喊。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这才注意到张国焘已挨了打。而手疾眼快的钱钧已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
“谁打的？”毛泽东在台上高声询问。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回答。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关键在脑袋！”主席指了指自己的脑门。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终止的批斗会又继续进行了。
这时，许世友的心情难以平静。他了解钱钧，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作为共产党员，为穷苦人打天下，最忌讳的有两条，一是爱财，二是贪色。没想到张国焘这位高级干部生活如此糜烂透顶，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一个人的政治腐败首先从生活腐败开始，张国焘算是应了这条规律。接着他又想到了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的严重政治错误，想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弟弟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害的同志……这些错误不可原谅。可错误归错误，要一分为二看问题，不能墙倒众人推。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红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
大会结束后，开始分小会批判。
第二天上午，在红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连干部战士，尽讲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如哽在喉，不说便不能平静。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许世友红着脸呼地站了起来。
“世友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作为在鄂豫皖曾当过许世友师长的陈赓队长，熟知许世友的秉性，他见许要放炮，含而不露地劝道。
可是直言快语的许世友并没有理解陈赓队长的一番好意，他匆匆走到队前，着着实实地放了一通“横炮”：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许世友的话，落地有声。在别人眼里，这些胆大包天的言论，像一颗颗重型炸弹爆炸，敲击着人们的耳膜，又像竹筒子倒豆子，倒出了他和四方面军同志的心声。
“休要讲了！”有人出来制止。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许世友双目喷火，接着又道：“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逻辑，真让人想不通……”
许世友的讲话足足持续了一刻钟，算是把多日埋藏在心里的疑虑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倒出来了。
“许世友，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有人呼喊。
“不准你胡说八道！”许世友回敬对方。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
“你是托洛斯基！”
“你是大别山的土匪！”
“打倒张国焘！”
……
终于有人从震惊中清醒过来，坐在队列里振臂高呼，呼声盖过许世友的发言，气得许世友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手指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斯基，我是土匪……”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闷得很，双手紧捂胸口，口中喷出一股殷红的鲜血……
被关进监狱
许世友住进了医院。
红大的斗争会照常进行，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厉害。斗争趋向白炽、刺刀见红。
恰在这当儿，一件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事情过程是这样的，导火索发生在黄克功身上。黄克功是红军大学的在校学员。小伙子二十多岁，人长得帅气，不少姑娘围着他转。而他却正在追求他的心爱人。这心爱人不是别人，正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投奔革命的女青年。这女青年也是美人。眼下也有小伙子追她，她在爱情的港湾里，脚踩两只船，犹豫不决。这天，黄克功把她带到郊外谈心散步，二人话不投机，黄克功感到失望，当场就拔出枪来，对准美人，“砰砰”两枪，这位女青年倒下了。
悲剧，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当时，有关公安部门给党中央打报告，鉴于以
上情况，除一些警卫人员例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运动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红军大学当然也不例外。由于教条主义者作祟，本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对立情绪较大。再加收枪运动这么一稿，作为四方面军的许世友，带头拒绝缴枪，当然要骂娘了。他把收枪者当场弄个无趣。这时，在中央和主席身边的善于借题发挥的教条主义者又跑了出来，借机抓住许世友的“辫子”，说他老子天下第一，是大别山的土匪恶霸；说他反对党中央，跟随张国焘贼心不死；说留枪是为了暗杀中央主要领导人等等，不绝于耳。还有人偷偷打了黑报告，还有的写了匿名信，官司告到了中央。矛盾一下子激化了起来，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搅浑了。
第二十八章
被冤枉成“反革命”
许世友躺在医院，心情难以平静。他在往事的回忆中这样写道：“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来看我的，没有一个不哭的，这样一连三天，尤其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触动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一起为穷人打天下，眼下大家都感到没出路。”
面对这些以泪洗面的战友，许世友内疚得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当初，是他力排众议，说服大家到党中央身边来，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种结局。现在大家谁也没有埋怨他，可他却受到了强烈的内心谴责。
许世友睡不好觉了。
在这泪水洗面的三天中，他身躺病床，眼望房顶蜘蛛网，想起了当初对大家的许诺：“到中央去看看，不好再说嘛！”现在大家“都感到没出路”，许世友，你该怎样用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时，他看到一只蚊子向蜘蛛网飞去，撞到了网上，眼看要被蜘蛛捕住，可是它挣扎几下飞走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左思右想，终于作出了一个符合其个性的选择。
第二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来看望许世友，又是泪流满面。许世友开门见山：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心里一愣：“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呢？”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许世友后来回忆说：“到第三天时，有20多个团职干部、2 个营职干部、6 个师职干部、5 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计划步行7 天7 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图也是我画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 月4 日夜10时出发。”
为了安全顺利实施计划，4 月4 日是星期天，夜间10点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作为制定计划的许世友，他把每个细节都想得周全，他不想伤害那些把守城门的哨兵，决定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里出城。
时间过得飞快，一切都在顺利之中，转眼到了4 月4 日这天，准备出走的学员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这时的许世友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红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一一接应。
一切都如平常。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更使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自信。他相信成功，就如他相信这些忍辱负重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一样。可是，许世友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意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这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了。对此次行动，他开始动摇，后持否定态度。下午3 时左右，王建安正式报告了红大保卫处长。这位处长看了看表，大惊失色，赶紧报告了红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不敢怠慢，急忙又找到校长林彪。这时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后，显得异常冷静，当即指示道：“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林彪说完，径向毛主席的办公室走去。
下午4 时，一阵尖刻刺耳的哨声，划破红大一、二队驻地上空。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在院子中央站定，口中连喊：“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话说此时，许世友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十分沉着地和一队学员走出宿舍，进了一间教室。他也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