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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是多想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呀，因为出西安后已是盛夏，所以最热的月份全在路上。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车帮很低，为防止我们从车上掉下去，就在车帮上插了许多棍子挡着。当时全是泥土路，车一开动，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一天路走完，车厢底要积两三寸厚的泥沙，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都塞满了泥沙。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我最害怕的就是车子在遇到坑洼时突然减速，因为车突然减速，灰尘就会从车底猛然升腾而起，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掩埋在里面，连呼吸都十分困难，以至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牙齿缝里还有当年的泥沙，还觉得它们牙碜，还觉得当年积在耳朵里的灰尘没有掏干净。时时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种难受和痛苦可想而知。到处无遮无挡，有时一个大戈壁要走四五天才能走到头。太阳贴着头皮烤，即使车跑起来，吹过来的也是烫人的热风；车要是停下来，就觉得天地整个成了大烤箱。白天身上总是臭汗淋漓，很少干过，汗水和那些泥沙沾在身上，一搓就是一大卷子，身上的馊味儿呀，自己闻着都熏人。所以我们女兵很不好意思走到男兵身边去。就这样捂着，整整捂了一个夏天……
我原以为军政大学肯定在兰州，但车在兰州没有停；又以为在迪化，车在迪化也没有停。没有停也罢了，至少该休息几天吧，但为了赶路，这些城市最多也只停留了半天，就又出发了。
记得在迪化，我听说还要往前走，就心有余悸地问带队的一名科长，前面将到哪里去？
他说喀什。
我问喀什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
我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什么地方？
他说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翻过了天山就是。
我问到喀什还有多远？
他说不远了，就一千六百公里。
妈呀，你说多少？一千六百多公里！我一点也不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呢。
真是一千六百多公里，你已从长沙走到了迪化，所以那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新疆这地方大，三五百公里的距离算近的。他毫不在乎。
天呀，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呀，那可是三千多里路呀。我一下子觉得绝望了，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哭。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流泪。我咬着牙忍着。
过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已把泪水咽进肚里了，才又问道——我的确想听到一句不再往前走的话，哪怕是暂时不往前走也好——那我们在哪里上学呀，我考的可是军政大学，总没有一节课不上，只在路上走的大学吧。
科长笑了，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在路上读的，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毕业了；反之亦然。
我说我知道了。我说完后，就跑到厕所里，伤心地哭了一场。
从迪化到喀什的路比西安到迪化的路还难走，灰尘也更大。加之人越来越少，长路也就显得越来越孤寂。
右边一直是伴我们而行的、焦枯的、寸草不生的南天山；左边是茫茫无边的、浩瀚的、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偶尔会有一个城镇或一片绿洲一闪而过，但它们在这无边的荒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像一个轻飘飘的、模糊的梦，转瞬即逝，很难有什么印象。
十八天后，我终于到了喀什，我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憋着，随时随地都要爆炸。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我在心中喊叫了一声，总算——到了——，总算——到了！
没想二军把我分到了和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到处找地图，我想知道和田在什么位置，但那时哪能找到地图呢？我不敢问和田还有多远，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就问一个老实忠厚的老同志，同志，你知道，这儿到和田还有多远吗？
不远了，不远了，就两千多里路，车子跑得顺当，八九天就到了。老同志倒是满热情的。
我一听，又想哭了，我在心里无比绝望地说，妈呀，还有两千多里路呀，这不走死人了吗？
其实，我可以猜想那路很烂，但我像是要寻找寄托和安慰似的，对老同志说，那路定然比迪化到喀什的路好走吧。
他一听就笑了，说，我可去过和田，那哪能跟迪化到喀什的路比呀，那是省城到南疆重镇的路，在新疆境内也算最好的，可到和田呢，那是鬼路，那是鬼都不想走的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的，全是车子自己在沙漠戈壁里闯出来的。有时车不小心陷进沙窝子里，两三天也刨不出来。你想那样的路能好到哪里去？
我强装笑脸跟他道了谢，但转过身，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现在，我已不害怕别的什么，我只是害怕那些灰尘。我们一定要洗个澡再上路，但澡堂要礼拜天才有水。而我们搭的是便车，说走就得走，只好匆匆用冷水擦了擦身子。即使这样，也觉得身子骨一下轻松了许多。你想一想，那身子所承受的可是真正的万里征尘呀。
然后继续往前走，车由两个司机轮换着开，白天晚上不停。作战股长高焕昌——他后来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与司机坐驾驶室，我们三个女兵坐车上。已是十月底，天气已变冷了。我们把发给我们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发拢在帽子里，别人也不知我们是女兵，我们把手一袖，往装满了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白天望着天上的云和太阳，晚上就望着黑黝黝的夜空，任由车拉着我们，颠簸着往前跑。颠了四天五夜，总算颠到了和田，我们的身子骨也被颠得要散架了。我们来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六军五师十五团。该团曾在政委黄诚的率领下，在1949年12月初，从阿克苏出发，用十五个昼夜，徒步横穿近八百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彭德怀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但好多老兵一进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和田。
在十五团简陋的营院里迷迷糊糊地下了车，随便啃了点又黑又硬的馒头，我们就睡了。一觉醒来，天已有些亮，我这才意识到，我离老家已实在太远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看看从窗外漏进来的天光，觉得这已是异乡的了；闻一闻空气中的气息，也觉得与故乡的不同，干燥泥土散发出来的腥味，牲口的气味，羊膻味和牛粪火的气味混合成了只有南疆才有的特殊气息。
我们三人都分在政治处，我和范志群在图书室，曾可兰搞青年工作。我们来之前，这里除了两名从甘肃临洮参军的女兵，就只有我们了，在那个三四千人的团里的确很引人注目——当时一个团的人数很多。一直没有给我们发被子，我们三人只有那一床薄被和一床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也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用发被子了。要我们结婚，这是我没有想过，也无法接受的。
我当兵的初衷是被革命热情鼓动起来的，我也是抱着一种革命愿望来到这里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完全可以考到正儿八经的大学里去，即使我不上大学，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能随便找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何苦到这里来受这样的罪呢？我开头听到这个说法时，还批评别人是胡说，觉得这样荒唐透顶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当这样的事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面对，因为你无可逃避。
我到部队不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教导员，29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有违人意。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为了革命，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让我跟别人结婚的事坚决不答应。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曾可兰嫁给了三营教导员。因为我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就有人说我晃晃荡荡，荡荡晃晃，鼻子上点灯，只照着自己，看不到别人。我就装糊涂，说这些话我不懂，我只知道《婚姻法》上有规定，婚姻自由，别人不能干涉。别人就说哪有这么多的自由，在部队，只有命令，没有自由。我违命不从，所以不久，为了惩罚我，就派我到新藏公路去。
我说，只要不让我结婚，让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先到了距和田一百多公里远的于阗，到驻扎在于阗的十五团一营报了到，就骑着马到施工现场去。从营部到那里有近二百公里路，大多是险峻的山路，我顺着那路一直往昆仑山上爬。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单人单骑，驮着送给施工部队的图书，就上路了。
我记得那天于阗的天空湛蓝，点缀着薄薄的橘色，显得十分宁静。空气中烤羊肉和孜然的味道还没有散尽，人们还沉睡在这种迷人的气息里，确切地说，现在还是新疆的黎明。
走了没多久，山影渐渐明晰起来，只见褐色的一片，没有见到朝阳，但高处的山峰却被照亮了，一片瑰丽，像是悬浮在尘世之上的胜景。
白杨的叶子在晨风里沙沙响着，偶尔飘飞下一枚金色的叶片，像大自然写给我的书信。我下马拾起几枚来，带在身上。
我去的地方属于世界屋脊，后来有人把前往那里去的路称之为“天路”，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认为那是我们需要永远仰望的高度。一位作家曾写道：“它自古以来的封闭和前往那里的路途的遥远艰险，又使它成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为神秘的地区之一。那毕竟不只是一块悬于高空、神奇诡异的高原，还是一片沉雄辽阔的梦境，几千年来，没人能够惊醒它。早已有人试过，在那里，仅有勇敢和万丈雄心是不够的。勇敢在它面前会显得幼稚和鲁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度，所以万丈雄心在它面前也会显得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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