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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匪的作恶多端不会长久，1951年2月19日，在骑兵团及甘、青部队的围攻下，乌斯满被活捉。是年4月29日，经过公审，乌斯满在迪化被判处死刑。
待其他残匪全部歼灭后，已一年过去了。我这才随部队撤回若羌。不久，骑兵团进行整编，说骑兵团没有女兵编制，我回到师部所在地焉耆。我从南到北再次横穿罗布泊。可回到师部才十天，一位参谋找我谈话。他对我说，根据工作需要，骑兵团还需要女兵，你愿不愿意回到骑兵团？
在骑兵团待了一年多，我对那里已有了感情，虽然同意回去就意味着还将横穿罗布泊，还得走那可怕的险途，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再次爬上了军用卡车，再次在飞扬的尘土中穿越那荒凉恐怖之极的地区，想起自己在两年中三越罗布泊的情景，至今仍心有余悸——
按说，有车不时地在焉耆和若羌之间跑，应该有一条路了。但是没有，那路一跑出来，就被风抹去了，被沙埋住了，连工兵们做的标记，也会被风沙弄得无影无踪。所以，我每次横穿罗布泊，都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险恶之地。有人说路在脚下，而我们的路在车轮子，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路。
坐的仍是道奇牌汽车，这些汽车使用到现在，早已破旧不堪，病入膏肓了。一天要抛锚和修理十来回，这还算顺利的，所以一天最多能颠簸八九十公里路。
车一坏，心里就着急，可越着急越出事，那次刚过托尕木，车熄火了，一检查，油箱里的油不知啥时漏了。没了油，车就成了废铁。大家干巴巴地等了半天，没有来往的车，只好背着行李，徒步往若羌走。哎呀，那个苦呀，可是吃够了。走了没多远，就感到脚掌、脚心火辣辣地痛，接着就起水泡，淤血泡，一旦磨破，就跟针扎似的。休息时，脱掉鞋子一看，那泡打得可真有水平，司机诙谐地叫它重叠泡、集团泡。人家说这泡用马尾穿后，不伤脚，可那大漠戈壁的，哪里有马尾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到达若羌后，脚已不能沾地了，脱了鞋，就血糊糊的，可吓人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不久，团部移驻阿拉尔。我尚未痊愈的双脚，又跨上了马背，踏上了翻越阿尔金山的天路。
1953年5月，团长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久荣，他就是那个在阿拉尔剿匪时把棉衣让给我的骑兵营长，我同意了。当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会在这样苍莽、磅礴的山脉间产生。
我自来到新疆，就再没有回过湖南。因为这里有我的爱，有我劳动的辛劳，有我的儿女，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
熊令义：背一个，抱一个，来到了新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人们摇摇头。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人家也说不认识。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历不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护士，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二师、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