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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班里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过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
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岁的我被教导员叫住，问，小鬼，想不想成家？
我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我十分认真地对教导员说。
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教导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听教导员的口气，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教导员，我才十六岁，还太小，我还想上学，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何况，我还没有……没有喜欢上谁……没有，从没有想过……结……结婚的事。由于害怕，本来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变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给你介绍的对象是机枪连指导员，他是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的口气冰冷、严肃，不容置疑和违抗。
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没有喊叫出来。我哭了，哭出了声，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兵们已经知道了，她们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因为，她们都已结婚，连怎样安慰自己都不知道。
谁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这个兵我不当啦！我不当啦——。我在心里嘶哑地吼叫起来。
那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这么想。没有比当一个逃兵更可耻的了。军人是一个与死亡为伍的职业，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宁愿死，战死疆场，也不愿要这样一种彼此连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难以让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有一缕月光洒进了地窝子里，不大的风从地窝子顶上刮过，从没有遮拦的洞口袭击着我。初冬的夜，充满了凄凉。
其他的女兵们都无言地坐着，静静地陪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为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面临那实实在在的、充满着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人……
既然与指导员的见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我的，作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吃过早饭，女兵们回避开后，他进来了。
他叫赵自立。老地下党员，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他比我大十岁。他后来当过二十九团的团长和政委，却淳朴得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只有谈起当年打日本，打永丰镇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他来到我的地窝子门口时，死活不好意思进去，这个打仗时只知道猛打猛冲，干活时则拼死拼活的河北汉子，脸通红，在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嘀咕了一声，还是算了，还是算了……就要往回走，是战友们硬把他推进来的。
他在地窝子里站着，由于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无所适从地一会儿垂在腿的两侧，一会儿又绞在一起。
我只是赌气地坐着，连眼角也不看他。
地窝子里异常寂静，似乎连尘埃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他的脸更是羞得通红，这个曾经一百多次冲锋陷阵的男人感到异常尴尬和窝囊。那么冷的天，他的额头上却冒出了一股股的汗水。
是的，对于女人，这个老兵还是个新兵。何况自己面对的又是一个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陌生女子呢？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这些女兵的名字像现在明星的名字一样，被他们那些男兵提及过无数回，每一个女兵的名字都是闪着光的，被大家一遍遍咀嚼过的，无数次回味过的。而我，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
他不停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脚不安地在原地动着。
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呐！我气呼呼地说完，就哭了。
他坐了下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脸憋得更红了，手脚显得更加无所适从。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此时，我应显得坚强些，至少在这个我当时认为的“敌人”面前。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时间时而汹涌着往前流淌，时而又如同死水，没有波澜。
两人都是作为下级，在上级的命令下，坚守着那一段时间，指定的时间不到，我们谁也不能撤退。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上午——必须在一起待一个上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了。
赵自立作为一个穿过血雨腥风，与死神打过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个农民出身的在当时几乎识不了几个字的军人，当时已近三十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自然希望成一个家，能找一个有文化的湖南女子当老婆，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有些怜悯起我来，觉得自己和我的确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眼看一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他才鼓起勇气说，王灿辉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可我……可我得说完，这是领导交代过，一定要告诉你的，说是便于彼此有个了解。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一般舒了一口气后，就使劲擦了擦满头满脑的汗，然后站起来，由于没注意到地窝子很低，把头狠狠地撞在了地窝子顶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他稳住自己的脚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门口，向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出了地窝子。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去给还是文盲的干部战士扫盲。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
离开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兴，像一只冲出了樊篱的小马，一蹦一跳地走了。
的确，从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让我结婚的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慢慢地，我又变得愉快欢乐，无忧无虑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部队正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在团部碰到营部的副官，他是来买糖的。
还没过年就买糖，今年春节是不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一边问副官，一边笑着抓了一把糖。
副官笑着说，这是喜糖，可不能随便吃。
又给谁配对了？
副官笑而不答。
说说看吧，是谁和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说完，跨上马走了。
当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到团部接我，让我回去。
有什么事呢？扫盲还没完呢，要走，也得跟团里的人讲一讲。
营里已跟团里请示了，让你回去一趟再来。
究竟有什么事？
年终了，可能是营里开会，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回到营部，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两小堆糖，每人跟前放着一杯水。一见我进去，营长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掌声。
我一下愣住了。我愣愣地站在地窝子门口，正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已被人推到了赵自立身边。
教导员宣布，经组织批准，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与团文化教员王灿辉现在结为夫妻。让我们以水代酒，向他们表示祝贺，愿他们永结连理，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我早已哭得跟泪人似的，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婚礼已经结束了。人们完成神圣使命似的，鱼贯而出，把我们两人留在了“洞房”里。
我颓然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崩溃。突然，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黑夜深处跑去。
凛冽的寒风一阵阵从戈壁滩上掠过，笨重的毡筒使我一次又一次跌倒。我索性把毡筒脱了，挂在脖子上，脚上只有一双布袜子，我也没觉得冷，没觉得硌脚。我只觉得身后正有一种强大的、不可违抗的东西在追逼着我，我只有逃跑，我跌跌撞撞地飞跑着，那么快，像戈壁滩上的一阵风。
但可怜的我也只能从营部跑回团部。大半个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双脚早已血肉模糊，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
我呼出的气息喷在脸上，头发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时，我结了霜的头发，苍白的脸色，茫然无神的眼睛，使我像一个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我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来请我。赵自立事隔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当时本来就是两个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说过一两句话，还是我不愿听的话，也就见过一次面，去请人家回来，凭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不仅是不好意思，他还觉得去请一个生人回来跟自己过日子，特别扭，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没办法。因此，既然是组织介绍的，还得要组织出面。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就是要配对象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
妇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追求的，是自愿的婚姻，不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