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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年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片土地还沉睡着，只有连天衰草，只有额尔齐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据说，张立长是嫌多尔布尔津这名字不好叫，也觉得悲凉，才请张仲翰取了北屯这个名字的。北屯诞生时，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我原来所在的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在克孜勒乌英克。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我们的头上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我们已习惯了间谍、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1952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因为我们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要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我们的存在，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反击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儿，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肉体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地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特殊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因边界而起，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在1883年再一次张开了贪婪的饕餮之口，在当年出版的地图上，将我国境内的喀拉苏河标定为国界。因此，在宽不盈丈的阿拉克别克河与喀拉苏河之间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地方就叫克孜勒乌英克。
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共有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这是其中的一块。
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而一八五团的十个连队，也沿此方向在边境线上依次摆开，从一连到十连，团部带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设在中间。
我们大多住在争议区内。当年苏军在珍宝岛吃了亏，为了报复，在塔城铁列克提突袭了我巡逻官兵，使边境冲突发展成了“抓一把就走”的形式。这块土地因为由我方控制，被苏军“抓一把”的可能性极大。
现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划定了边界，边境两边一派和平景象。但当年的一切并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老军垦们还习惯穿那发白的旧军装；女人们在收下粮食后，总想着要藏起来；他们的孩子——在战争阴影中长大的第二代，在偶尔说梦话时还会喊一声，老毛子来了，快跑！而这里的小孩，还在做“战毛子”的游戏。
这里曾发生过多次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中，苏军也打开了铁丝网，打开了探照灯，只是这里并没人跑出去。后来还有别尔克乌争议地区边境武装冲突，苏军武装直升机越境，还有毛泽东逝世以后边境一线进入非常时期。即使一些小的冲突——比如有一次苏联把界河里的水全堵到他们那边去了，而按照条约规定，界河中的水是一方一半，这也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这事报告上去后，周总理的电话跟每个边防站都开通了。最后，每个连派一个班组成战斗连，阿尔泰军分区派了一个连，把水引了回来。这就叫“边境无小事”。
当然，这些边境事件中，最严重的是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当时，各大小报刊都做了报道，我国政府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
那是1974年3月14日中午，苏军一架米－4型武装直升机，侵入我边境地区纵深七十公里领空，沿边界由南向北飞行。13时50分，在布尔津县冲塔尔地区降落六分钟；14时25分，再次降落在距边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县前哨公社哈龙滚地区。直升机里共有三名苏军军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苏机降落后，正在附近劳动的民兵玛里赞别克和其他七名社员立即举着手里的工具冲上去将直升机团团包围。三名苏联军人一见，想驾机逃走，剽悍的玛里赞别克赶快甩出手里的套马索，把飞机的螺旋桨套住了，然后像拴牲口一样，把绳子拴在了一棵白杨树上。当天，新疆军区电令农十师一八五团火速派民兵赶往飞机降落现场。军分区骑兵连、驻扎在争议区内的三个边防连的部分人员赶到了现场；十连连长带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赶到现场；一八五团参谋长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骑兵赶到了现场。他们把飞机重重包围起来了。这样，三名苏联军人只有缴械投降，直升机被缴获了。
新疆军区随即指示，为防备苏军夺机抢人和进行报复的可能，一八五团、一八六团进入一级战备；十师二线民兵连队及现役步兵十二团做好迅速支援一线战斗准备；全师进入防空袭准备，坚决反击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那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苏方则抗议说，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抢救一名病危的苏联边民，结果误入了中国境内。
后来，阿勒泰地区革委会和阿勒泰军分区在哈巴河县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捕获苏军直升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自治区和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架飞机由我方一名驾驶员开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被运到了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它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抗议和声明，边境局势也随着那些措辞的日益强烈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到1975年下半年，苏方已在边境上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值班巡逻的民兵用高倍望远镜就可以看见苏军云集边界的情况。后来，苏方竟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辞实际上就是战争通牒。苏方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
周总理逝世前几天，中国作出让步，先是释放了三名苏联军人，后又把直升机移交给了苏联。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我们每年和边防战士一起，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以向对方宣示主权。毛泽东逝世时，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用过，可见局势紧张非同一般。
那些时期，边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头，全都进了战壕。我们这些兵团的男人和年轻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冲锋枪、老式步枪和机枪。我们围绕着自己住的村子修筑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还准备随时把防步兵地雷埋在边界沿线。平时拉车犁地的骡子和马也成了坐骑，骑着它们昼夜值勤和巡逻。小一点儿的孩子都送到了口内，妇女和老人们则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一些无法带走的家具，则被埋了起来或廉价卖给了游牧的牧民。人们很少说话，甚至狗也很少吠，鸡也很少叫了。整个团场都进入了战争前夕那种可怕的寂静中。这样的状况一直到80年代初才没有了。
的确，一个没有在边境生活，一个没有深入地沿着国境线走过的人，是很难理解“国土”和“边关”这两个词语的含义的。它们是如此具体和直接地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和尊严。你也许可以把一块土地转让给别人，但你却不可能把一寸国土割让给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人类是如此“小气”。
在一八五团阿黑吐拜克，有该团的一个生产连队，也有新疆军区的一个边防连，我曾跟随连队的官兵去界河清理过越界的树。
“越界的树”是指长在界河两岸的树，因刮风或自己的长势以及别的原因倾倒向对方，在关系紧张时，可视为侵犯主权；和平时期，上不了这样的高度，但也必须定期清理。
清理前，双方的边境会晤站先要会晤，通报对方，约定清理开始的时刻，需用的时间，去多少人，等等，为了使双方的军人不照面，还得错开时间。
连队的官兵到达现场后，先布置好全副武装的左右观察哨，然后，连长指挥锯树。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