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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的官兵到达现场后，先布置好全副武装的左右观察哨，然后，连长指挥锯树。锯树时不能越过界河的中心线，断开的树冠则要用绳子从对方那边拉回来，对方亦然。
即使会晤过，对方仍会派潜伏哨，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同时，对方还故意让军车吼叫着，示威似的来回跑。这些无非是在提示你——
请勿越界！
树小的还好办，有些大的树冠要好几十个人才能拉过界河来……
从那里我就知道，国家主权赋予边境每一滴水、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以特殊含义。它们国籍分明，不容侵犯。如果把它们置于别的地方，它们会十分普通，但在边境，它们却在静静地承载着两国边界的一切：战争与和平、敌对与友好、野蛮与文明……
现已离休的原农十师师长庞德润的爱人田梅珍是1951年从湖南株洲市入伍的，她曾给我讲述过她曾在边境战洪水保国土的故事——
那是1998年4月23日，阿拉克别克河河水暴涨，冲毁了界河我方一侧的水利设施，使洪水沿喀拉苏河呼啸而下，造成界河改道，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被分割。如果喀拉苏河成为新界河，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将丢失。“国土一寸也不能丢！”农十师调集各单位人员，当地驻军派出兵力，与一八五团的职工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洪水中奋战了十六个日日夜夜，筑起拦洪大坝，迫使汹涌的河水回流界河，确保了国土的完好无损。那次抗洪保国土，除国家、自治区、兵团拨出专款外，仅农十师和一八五团就投入了四十五万元的资金。
这是大的洪水，平时在界河边垮了哪怕一小块地方，都得把它补起来。在那里，土地是无法用金钱估算它的价值的，就像尊严无法用金钱买到一样。
现在，你到达那里，如果没有看见边界上的铁丝网和高耸的哨楼，你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田园。的确，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过去，现在边界划定后，这里已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是时间和理性战胜了对峙和冲突，但作为生存在这里的人，有一种东西却是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凶猛的蚊虫。这里是世界“四大蚊虫王国”之一，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千七百多只蚊子，在这里生存的人，无不“谈蚊色变”，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战争投下的阴影，这里其实不宜于人们生活和劳作，但当年，正是为了守住这一片国土，农十师在这里建立了农场。
一八五团的蚊虫大致有三种，即蚊子、小咬和小硬壳。小咬也叫蠓，它们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最为猖狂。这里酷热难当，但人们却穿着厚厚的衣服，并扎得严严实实的，头上都带着自制的防蚊帽，一个个像蒙面大侠。这其实就是为了防蚊子的，防蚊帽只能用纱布做才能看见东西，但小咬仍可从缝隙中钻入，咬得人皮红眼肿，火辣辣地难受极了。后来，大家用了好几层纱布也不行，最后，只好在纱布上涂上柴油，用强烈的气味熏走无孔不入的小咬，但人们也因此付出了脸被柴油烧伤的代价。
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火野草，让烟把蚊子熏走才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一般蚊子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鸡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鸡、小鸭子轻易就被咬死，活不成。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拿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虫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尔出现的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背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歇地刮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出芽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鸡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镘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