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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朝鲜战争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岛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于是，不顾一切地、几乎是跑着到了长沙。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一起走。车到高家坊，她见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鸡。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她害怕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1946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落。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喂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1951年8月1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梁、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坯、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的，但大家想着当兵干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由于她有初中文化，表现又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关系，调独立工程三团三营任记账员。
朱楚兰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生活苦，差一点给人家当童养媳。参军后，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革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并反复做工作，劝说她为革命作“贡献”。她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懂得应该听组织的话，也懂得为革命作贡献是光荣的。最后，她经不起轮番“轰炸”，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战斗英雄。临结婚时，她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连夜跑了出来。后来，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心绪才慢慢平静，与他生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好起来，日子过得满意了。但没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权，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屡屡失足，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兰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当初，她盼望他改过，但没有想到他屡教屡犯，原先的夫贵妻荣变成泡影，别人投过来的是鄙夷的目光，这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不想要这个家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压抑，使她四十多岁就病倒了。1989年，终于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当兵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记得她在给母亲的一封来信中说，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怀孩子时，周围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个女人，有话没处说，也不好意思说，就跟着大家一样拼命干活，孩子生下来时，跟前没有老人，养育孩子没有经验，全凭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进办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忙孩子，后来实在没法坚持，委托一随队家属帮助看管。生第二个孩子时，是1956年，当时正在安集海开荒建农场，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孩子是在帐篷里出生的。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这回轮到我和妹妹去送母亲。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姐姐她们还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亲则是孤零零一个人西行。我听说火车已从兰州通到了张掖，但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了一条黑色的线延伸到了一片苍黄的地方。张掖离新疆还很远的，那么远的路，母亲得坐汽车了，她能受得了吗？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母亲去意已定，她说，我有五年多没见女儿了，即使有啥事，能见她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是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