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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辛店到来的增援部队，在细雨中向桥南端日军发起了进攻。两军南北夹击，手榴弹、大刀片施展了威风。当时的情景，令不少曾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官兵又感觉到了几年前的骄傲和自豪。西北军的大刀是最令日军胆寒的武器。来中国的日军，除了腰缠“武运长久”旭日旗外，还裹着出征时亲友织送的“千人针”，据说这样不会战死。但他们更信牵日本的传统迷信，如果在战场上给枪炮弹打死，还可以超生转世为人，如果给大刀砍下了脑袋，那不但是耻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日本佛教带给日本士兵的这种观念，使他们对大刀的恐惧甚至远甚于枪林弹雨。但刀柄上系着红绣球的大刀却不认什么迷信。它们只认日本人。卢沟桥上，不少日军见大势已去，又见闪亮的大刀舞向自己的头顶，早已忘了皇军的威严，跪地求饶，有的只求中国士兵一枪崩了他，却千万别用刀砍。卢沟桥铁桥奇袭，全歼日军。这一仗可以说是整个战事中最漂亮的一仗。8、9两日战事，日军未讨得便宜，中、日两军，此刻都在调
卢沟桥畔：日军执意要打一场战争（3）
兵遣将，战事明显在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日军攻击行动受挫，大出华北军统帅部所料。10日上午，日军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来到北平29军指挥部，向29军副军长秦德纯说起了软话。松井在大谈一番两国友谊之久远、两军合作之默契后，向秦德纯表示，此番卢沟桥引发的冲突系出误会，希望两军能停战会商。秦德纯身为军人，又与日军在华北周旋多年，深知其秉性狡诈，此举议和，很可能是缓兵之计。但由于29军几年来“不应战”的一贯政策，使其生出些侥幸心理。由于此时军长宋哲元远在山东老家，他这个代理军长自然不愿把事情闹大，日本人主动提出就地协商解决，何乐而不为。双方经过商定后，达成了几点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战；（二）双方各回原防；（三）双方组织视察团监督双方撤兵情形。协议达成后，松井要求秦德纯以保安部队接替吉团防务。秦德纯略一思忖，认为对中国守军并无大碍，便答应了。当下，又增加保安队一团到卢沟桥城内。在执行协定时，日军也耍起了心眼。当时日军仅将其第一线部队撒至预备队之位置，反责我方未撤回原防。秦德纯当即答复：“所谓原防即战前原防地点，日军原驻天津者，应回天津；原驻丰台者，应回丰台。我军原驻宛平城内，因应战移防城上，我军由城上撤至城下，即为原防。”当场日方亦无话可说。事后，秦德纯回忆说，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日军此番虚言停战，是有扩大战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日军华北兵力不足，恐怕难以在日后大规模的战争中占得上风，所以以停战为借口，乘机从关外和日本本土调入大量部队。而第29军由于没有坚定的抗战意识，在有利时机没能及时出击，所以坐失战机，最后在日军的大举反攻下惨遭失败。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1）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难逃被动挨打的境地。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时向中央面请机宜。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向宋哲元做了报告。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来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来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来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2）
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7月11日夜，宋哲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