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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喉咙里咕哝着说：“没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像他妈妈一样，下巴一扭一扭，看来也是十分的不情愿。
我妈来过几次。是两次还是三次？她总是哭着来又哭着走，我觉得她一直在哭，几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她都哭着问，怎么回事啊？莫说她搞不清怎么回事，就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我只能说清已经发生过的事。就像我们看见了漂在水上的树叶，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具体是从哪棵树上落下来的一样。
有一次我妈哭着说：“你呀你呀，工作没有啦，房子也没有啦，你什么都没有了呀，你说你怎么办哪你！”
她说她到我单位上去看看我有没有信件，我们领导把她叫去，要她把我的房子腾出来。她问为什么？领导说徐阳已被开除了公职，怎么还能占住我们的房子呢？她说徐阳又没犯什么大罪，凭什么开除他的公职？他没有了公职怎么呢？房子也不让他住？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你们怎么又打又罚呢？我妈表示坚决不腾房子，她说我不腾，要腾也要等徐阳回来，你们跟他说，叫他自己来腾，不关我的事。我妈对我说这些时满脸是泪，泪水爬进褶沟里，把一张苦黄苦黄的脸弄得像一张密密的闪着银光的蛛网。“徐阳啊，”她哀哀地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呢？你将来怎么办呢？你还没成家呀，你这样子还有哪个女人肯嫁给你呀？你怎么会落得比我还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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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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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是雨季。我妈身上东一片西一片全是水迹，脚上裹着厚厚的黄泥。那天我流了泪。我没让我妈看见我的泪，我背过脸去用手背和袖子把它擦掉了。
我妈只给我带来了一封信，是美术家协会的一份通知，说根据协会章程我的会员资格巳被取消了。
我把这封信撕了。
就是在这个雨季里，我差点死掉了。农场把我们拉到圩堤上参加防洪抢险，圩堤只比水面高一点，浪把我们的鞋和裤腿都泼得水淋淋的。水面很大，浊黄浊黄的一望无际。风从水面上掀过来，哗哗的弄不清是水声还是风声。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下午，我掉进水里去了。我不会水，一下去就秤砣一样不见了，冲出去老远才冒出一点黑头发，被人七手八脚地捞上来，像死人一样躺在在那里。我的肚子里灌满了水。管教干部派人从老乡家里牵来一条老水牛，把我脸朝下放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用鞭子抽牛屁股，赶它快走，好把我肚子里的水颠出来。我的脑袋在牛肚皮上悠来荡去，嘴张着，水就那样从嘴里汩汩地流出来。从我嘴里流出来的黄水洒了一地。
管教干部怀疑我有动机，把我叫去谈话。他的脸就像那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墙壁，森冷森冷的。他说你怎么好好地会掉下去了呢？又没有谁推你碰你，路也不是太滑，不会是自己往下跳吧？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我说报告政府，我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我就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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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九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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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单位上还是把我的房子腾出来了。他们通知我妈，说我房子里透出一股臭味，是不是有死鼠或死猫？我妈对着门缝闻了闻，说什么味道也没有。他们说我妈的鼻子有问题，叫她打开门看看。我妈说没有钥匙，他们便拿来一根撬棍，不顾我妈的阻拦，嘎地一声就把我的房门撬开了。
我妈说哪里有什么死鼠死猫？你们分明是要撬他的门。他们说随你怎么说，反正撬也撬了，你不如干脆把东西搬走算了。他们先把我那张新买的床抬到楼下，然后把东西一件件搬下去，包括我那些画，我买的床单被套枕头，还有暖瓶痰盂和那几个盆子，全都高高的堆在那张床上。他们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对我妈说：“王老师你看到了的，东西一样不少都在这里，你清点一下，等你清点完了我们再走。”
王老师伤心地哭着说：“我清点什么呀，我知道什么呀，你们就等不得他回来吗？还有几个月他就回来了，你们都等不得吗？值得你们动这样的脑筋吗？现在这么一大堆东西，叫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拿回去呀？”
但我妈还是把东西都拿回去了。她请了一辆板车，把这些东西都拖到扁担巷去了。我从家里搬到单位宿舍已有七八年了，我搬走时她显得有些忧伤，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那时侯我也没什么东西，一床被子，一包换洗衣服，一些书，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辆小三轮车一拉就拉完了。她站在巷口上看着我走，迎面有邻居过来，点点头打个招呼，说王老师不跟儿子去住呀？她多少有点骄傲地笑笑说，他翅膀硬了飞他的，我跟着他干什么？我在这里住惯了，我喜欢扁担巷。
现在她把我的东西拖回来，她又怎么跟她的那些邻居们说呢？满满一板车的东西，能瞒得过谁的眼睛呢？她一路抹着泪，到了扁担巷她便把泪忍住了，把眼睛擦擦干，板着脸，像谁都欠了她的钱没还似的。人家跟她打招呼她也装着没听见，眼睛都不斜一下，把声音放得硬硬的跟板车夫说话，“挑好路走呀，颠颠磕磕的，碰坏了东西算谁的？”到了家门口了，她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由板车夫把东西一件件往里搬。她的声音还不断地传出来，还是硬硬的，“那都是新被子新卧单呀，你怎么能往地上放呢？你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啊？！”
清理我的东西时，她发现我那些新买的东西全都没用过，她把那些东西都摆在自己床上，皱着眉头，呆呆地看着那一堆粉红，看了许久，结果隐约地看见了我那桩流产的婚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买的那些东西没一样是带“囍”字的，而在日常用品中，粉红并不代表什么。是不是因为那几个盆子呢？一个光棍难道不要用盆子吗？她不但看见了那桩婚姻，还看见了余小惠。在我那些画里，包括上学时画的女人体，最少有十几幅，她却非常准确地把余小惠挑了出来，靠着板壁放在床上，和那堆东西摆在一起。
我从长湖农场回来后，王玉华就问过我。她说你买那些东西是准备结婚用的吗？跟谁结婚呢？是不是她？她拿出那幅画，把它摆在饭桌上，然后便从民间生育学的角度进行评论，“你呢眼光还是有的，身体好，奶呢也饱，将来生孩子是会不错的，可惜现在只能生一胎呀。”她怎么会这样去说一幅画？她又问，“她人呢？现在在哪儿？”我说：“早走了。”她叹一声，说：“你坐牢，她倒走了？你是不是为她跟人动刀子？这种女人！走了也好，一看就是个灾星，害男人的货。”她越来越不像一个当过小学代课老师的人了，我被她烦死了。我说：“你烦不烦？”她说：“你还烦？我这是在破解你，万事莫强求，知道吗？女人是干什么的？就是生孩子过日子的，别像你爸似的光图漂亮图好玩，要知道自己的处境，别再去想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凭心而论，我爸真没图过漂亮，尤其是跟她结婚的时候。
她把那幅画收起来了。她说：“这幅画归我吧。”说着搬过一张小楼梯，站在楼梯上一伸手，把那幅画塞在堆满杂物的小阁楼上。我仰起脖子朝小阁楼上看着，她垂着眉眼说：“算了吧，还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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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九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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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我几乎没有出过门，天天缩在家里。我们家一共有两个小房间，八平米一个，王玉华住了一个，另一个堆着她从我那儿搬来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大约六平米的客厅。虽然只有六平米，但它的门对着巷子，进进出出都是它，所以它就是客厅。我回来后就住在客厅里。王玉华没有去收捡另一个房间，而是在饭桌边靠板壁摆了一张竹床，让我就睡这张竹床。
我们家本来还有房子，是我外公留下来的，刚解放就被人民银行占去了，最初的名义是租用，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具体多少年我搞不清－－又说是被没收了。又过了几年，据说被没收的房子都可以物归原主，王玉华便到处找人，送材料，没想到人家说你的房子占地超过一百平米，不在发还之列。王玉华立即给我三个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叫他们从各自单位开证明。王玉华要她的兄弟开证明的目的是想拉大旗作虎皮，他们一个是北京的教授，一个是广州的记者，还有一个在武汉，又写散文又写歌词。王玉华谈起她的兄弟就充满自豪感，她认为只要他们的盖了单位公章的证明一到，有关部门便要慎重对待。
我从来没见这三个舅舅，他们也基本上不和我们往来，不过那次他们在寄证明的同时，都附上了一封充满兄妹之情或姐弟之情的信，弄得王玉华热泪盈眶。我提醒她别光看前面几句话，后面还一大段在谈他们对房产的权利呢。王玉华便忍住泪看下去，三封信全看完了之后，她非常伤心。尤其是对她那两个弟弟感到特别伤心。她说你外婆死得早，我是又当姐又当娘啊，浆洗缝补哪样不是我啊，可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呑了？那几天她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呑。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