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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话筒喂了一声，便听到洪广义在那头笑。我觉得我脸上火辣辣的，这么多年没联系，突然打一个电话，叫人家拿钱来赎你，这怎么开口呢？他要是问起来，怎么好说呢？洪广义在电话里喂了两声，说，徐阳是你吗？我讷讷地说，包子呀。洪广义嗬嗬地笑了，震得我的耳膜一跳一跳。他说哎呀徐阳，多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我咬咬牙打断他说，包子，你有没有三千块钱？洪广义没问为什么，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说你等着吧，我马上让人把钱送过去。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我见到了那个送钱的人，是个又高又瘦披着一头长发的女人，眼睛很大，在窗口站了几分钟，隔着铁窗栏对我说，我们洪总问你好，叫你有空过去坐坐。我说谢谢。我当时非常尴尬，窝着背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把双臂弯在腿膝上，企图遮住一点什么。我看见她嘴角往上翘了翘，分明想笑，又忍住了。我这副样子好笑吗？我冷着脸说，你走吧，过两天我会去还钱，会当面感谢洪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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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二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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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联防办门口，我像个被关押了几年的人一样，抬眼环视着天空，双眼湿漉漉的。我问他们，“现在我还是流氓吗？”他们说：“不服是吧？还想再罚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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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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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街上走着。街上的人都看着我，我这副样子没法让人不看。我们的城市虽然不像我们说的那样美丽，但大街上基本上还过得去，我走在这样的大街上就显得有些碍眼。我走得很快，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我想尽快逃离大街，逃回我的住所。
然而我跑了一会儿就被人叫住了。
“喂喂喂！那个长头发的，站住！”
我便站住了。我站在广场旁边，纪念碑巨大的影子罩着我。几个人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阳光在他们头上和肩膀上一跳一跳的。
“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吧？”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是从彭家桥跑出来的，他们这么跟我说话是不行的。彭家桥是关精神病的地方。他们抓住我的手臂，说：“我们要把你送回彭家桥。”有一辆带着车厢的小货车开过来，两扇车门一齐打开。我用力甩着我的手臂，用两个肘子撞他们，用身体撞他们。我说：“莫名其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到彭家桥去你们自己去，你们才是精神病，是疯子！”
我挣脱他们，拔腿就跑。我脚下是一双人字型拖鞋，但是我跑得像兔子，风在我耳边呼呼地叫着，我的背心像破布片似地跟着我飘，可是最后我还是被人家抓住了。我还没跑过广场就被抓住了。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背心，我的背心哗啦一声破掉了，那只手顺便又抓住了我的裤带，从脊沟里滑落下去，松紧带被扯断了。我不能再跑了，我用双手捂住裤子呼哧呼哧地喘着。他们呈三角形包围了我。他们也喘得很厉害，一边喘一边抓住我的手臂。我的手和手臂现在是我的裤带，他们很聪明，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就不敢动弹了。我的肚子鼓鼓的。我的样子很滑稽，头发像乱草般披散着，背心像破布片似地挂在一只肩膀上，两只手提着裤衩，肚子一鼓一鼓。阳光使结满垢泥的肚皮泛着灰光。我这些天真是碰到鬼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大声喊起来，“疯子！精神病呀！抓人哪！”我又蹦又跳。广场上的鸽子扑啦啦地惊飞起来，一些细碎的毛屑在阳光里飞舞。阳光很淡。黄昏快来了。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塞满了街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交通又堵住了。抓我的人对着人群说：“看什么看什么？从彭家桥跑出来的，这也好看？”人群发出了轰轰的笑声。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我的人说：“市政收容处的。喂，帮忙搭把手吧！”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我弄上了那辆小货车。我拼命喊叫，但谁也不听。那几个人也上了车，他们在车上一直抓着我的手臂。车跑出大街，拐进一条小路，又拐向直通郊区的大道。我的喘息稍稍平稳一些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搞错了，我是一名画家，在群艺馆工作……”我还没有说完他们就笑起来了。他们说：“哦，你是画家，好了，画家，好好地坐着吧。”我说：“我真是画家，不信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单位，我叫徐阳，你们问问有没有这个人。”他们还是笑，“行啦行啦，我们没说不信，你是画家，行了吧。”我怎么说他们都不信，只信我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解释。我不想对他们说我是从哪儿出来的，怎么弄成了这副样子，不过我想我说了也是白说，既然他们巳经认定我是一个精神病，而一个精神病最合适的去处就是彭家桥——精神病院——那栋座落在城东排渍道旁的脏污破烂的建筑。
天色变得灰青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精神病人被人送到了彭家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瘦的、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的副院长，他的眼珠转得很慢，半天才转一圈，显得有些茫然和呆滞。“没有呀，”他说，“我们这儿没有病人跑出去呀，我们的看管是很严格的，我们是有制度的。我们的制度就贴在墙上，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怎么可以让病人跑出去呢？你们看到了我们的门吗？用钢板焊的，关得紧紧的，院墙高高的，谁跑得出去呢？”他的声音尖细而干巴，说话时脖子上的皮上下扯动着，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抓我的人面面相觑，然后一齐看着我。我把脸仰起来，用鼻子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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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三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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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副院长说，“你可不可以看看，他是不是一个病人？他说他是一个画家，有这样的画家吗？”
副院长便把他的眼窝对准我（我觉得他没有眼睛，只有眼窝），大约五六分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多大了？家里住哪儿？几口人？父母姓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我非常想吐他一口，我的嘴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泡痰，就在我要用舌头把它弹出去的时候，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对他笑了笑。他往后退了一步，很敏捷，但眼窝还是对着我。他被我的笑吓着了。我把笑容收敛起来，尽量让脸上的表情平和一些，说：“你能给群艺馆打个电话吗？”我说，“我给你报号码，你打了电话就知道了。”副院长很犹豫，看看电话机又看看我，再看看那几个人，他对那几个人说：“听他说话不像个病人，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有人是一会儿清楚一会糊涂的，要不，打个电话试试？”
“那就试试吧。”那三个人中的一个说。
副院长终于打了电话。我报的是传达室的号码，接电话的是老胡。副院长放下电话之后朝那几个人点了点头，说：“他真是一个画家。”那几个人又面面相觑，然后又一齐看着我。他们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我晃了两晃，他们才把手松开，然后就拼命地甩手，揉搓指关节。他们也不容易，抓了我一个下午。他们的手指巳经僵了。我的手臂上全是他们抓捏出来的红印子。
“没想到，你真是一个画家，可是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呢？”
我不理他们。我提着裤衩朝那部电话走去。我按键的时候指头一个劲地哆嗦，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了。我全身都在哆嗦。
老胡在电话里说：“喂。”
我说：“老胡，快来吧，带条裤子来呀……”
我的眼睛唰一下就湿了。我已经多久没有流过泪了。我的泪水非常汹湧。
老胡赶到彭家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老胡叫了一辆红色的士来接我。他没要那些黄色的绿色的，专门要了一辆红色的士。他说红色驱邪祛晦气。他还给我带来了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衣服是一件园领老头衫，裤子是草黄色斜纹卡叽布的，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樟脑气息。老胡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军裤，是他从箱子里翻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裤子，只好把它翻出来了。”老胡不好意思地说。
老胡还带了一包烟，一路上不断地给的士司机递烟。进了市区后，他找了一家小酒馆停下来，说：“我们喝两杯。”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今天要喝，酒有煞气，知道吗？酒一煞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你的运气就变好了。”我们坐在墙角边的桌子上，老胡又是点鱼又是点肉，说是要给我补一补，他端起酒杯，说：“喝！”
我很感动。我的喉咙发粗。我用力说：“喝。”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烧酒。烧酒很辣，我需要这么辣的酒。我感到它们像火一样穿过喉咙跌进肚子里，肚子里立即发出哔哔剥剥的燃烧的声音，一股焰气直往上冲。我大张着嘴把焰气哈出来。老胡看着我皱成一团的脸，快活得哈哈笑。“你有酒量，”他说，“你是没喝开，喝开了酒量就出来了。”我们就这样吃着喝着，把一瓶酒喝干了，老胡问我：“没糊涂吧？”我晃了晃脑袋，我觉得脑袋很大。我说：“谁糊涂？我没糊涂。”老胡说：“还能看报纸吗？”我说：“什么都能看。”他真从身上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像一只钱包似的南城晚报，在我面前铺开，说：“我给你留着的，你看看吧，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看看它。”
老胡用一根精瘦的指头在一个标题上戳着。我先看老胡皮皱皱的指头，然后看指头戳着的字，一边看一边念——交通堵塞为哪般，画家原来是流氓；旁边有一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