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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电光中，我看到了一片旋转跳跃的水光，接着便看见了一个深凹的漩涡，极凶狠狰狞的样子，涡纹又粗又急，发出浑浊沉郁的呜呜声，像一只怪兽一样。我汗毛倒竖，心骤然扑跳起来。我的朋友说过，他曾经希望有一个黑洞呑没他，现在他如愿以偿了，虽然他说他现在是想好好活着的，而且还想活它个两百岁。
一名救援队员说：“这是个没盖的窨井。”
我说：“我的朋友掉进去了。”
救援队员说：“没办法了。”
我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救援队员看着漩涡，缓缓摇着头，说：“没有。”
跟我们一道走过来的人都探头探脑地看那个呜呜作响的漩涡。有风嗖嗖地旋上来，阴森森的。我们脚下还感到有一种拉扯。我们战战惊惊的，互相拽扯着。
不知道谁叹了一声，“唉，这人说没就没了。”过了半天，旁边有人问一句，“这个人真是个什么大师吗？”
其他的人都没吭声，默默地看着，手电光把他们的脸晃得灰黄灰黄的。
我心跳如鼓。这就是结局？是我这位朋友的结局，也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可是怎么会是一个窨井洞或者一个漩涡呢？这是什么意思？还是原本就什么意思都没有？我想不清楚。除了惊悸，我心里剩下的就是惶惑，一种颤颤的、带着一种深刻痛楚的惶惑。
…
《别看我的脸》第四十三章（4）
…
第二年开春，我们这儿流行了一种传染病，来势很凶，是一种大家都没见过的病，后来听说广州和北京以及其它几个城市也有这种病，说是非典型性肺炎。在报纸上和电视上看见专家分析该病在当地流行的原因，南城人却不同意，他们说我们这儿跟人家那儿不一样，我们南城肯定不是那个原因，我们也不是什么非典型性肺炎，就是瘟疫。我们的原因就是雨季，就是积水多了排不出去，成了死水臭水，满城都是死水臭水，死猫死狗死老鼠，什么不在里面沤呀烂呀？不死都要脱层皮。再说还有那些掉进窨井里的倒霉鬼，尸首都找不到，天知道他烂在哪里？不发瘟疫才怪呢。
南城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胡说八道。
那一年雨季过后，有一天我路过彭家桥精神病院，想想便拐进去了，见到了一位瘦得像干虾似的副院长。记得我的朋友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提到过一位很瘦的副院长，我想应该就是这个人，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的脸，颧骨尖削得如同刀片，眼睛眍得很深，看人时神情有点恍惚。他叫什么呢？似乎姓岳？我想起来了，没错，他应该姓岳。我说：“你就是岳副院长吧？”他像牙疼似地咝了一声，说：“你找谁呢？我不姓岳，我们这里没有姓岳的副院长呀。”
我一愣，“那你是……”
“我姓严。”
“哦，严副院长。”
他不姓岳，他是严副院长？是不是我的朋友在说到自己故事中的人物姓名时，采用了当下较为普遍的做法——化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自己的名字也是靠不住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这位严副院长认不认识一个叫徐阳的人？严副院长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摇摇头。我又问他，认识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吗，是个瘸子，脸上似乎还有疤？他又想了一会儿，说，你说的是不是……谁呢？我怎么把他的名字忘了？好像叫余达明？可他不怎么瘸呀，也不是长头发呀。严副院长用一个指头不住地点着脑门，你说的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我摇摇头说，算了，记不起来就算了。他是不是还有些东西在你这儿？几只箱子，还有蛇皮袋？严副院长说，东西嘛，倒是有人放过一些在这里。我如释重负，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最后我要求严副院长让我看看他这儿的东西。严副院长勉强同意了，但他显然怀疑我的动机，他说，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不过他自己都不记得了，你看什么呢？我说就是好奇，想看看，没别的意思。严副院长说，既然你一定要看，那就看看吧。他把我领到一个闲置的车库里，在那里我果然看见了徐阳（或者余达明）说过的那些东西：几只箱子和一些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在得到严副院长的允许之后，我先打开几个袋子看了看，又打开几只箱子看了看。袋子和箱子被打开后都散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我的朋友确实是个诚实的人，他说的大概都是真的，比如他提到过的他小时候用蜡笔画的一棵苹果树，对了，是一棵金苹果树，现在就静静地躺在一只樟木箱子里，我一打开箱盖就看见了它。只是由于时间太久，又经历过许多湿漉漉的雨季，因此它看起来已经不是金色的了，而是灰褐色，上面还泛着暗绿色的霉斑，但无论如何，从画面上还是能够看出一点褪了色的纯粹和欢乐的，它也毕竟还像是一棵苹果树。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它就是我朋友的那棵苹果树。
从车库里出来时，严副院长说：“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是谁？”
“怎么说呢？”我想了想，说：“朋友。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不久以后，我又在一条小街上看到了一家画店，店里挂的都是油画，而且画的全是些裸体女人，每一幅画的价格都高得吓人。一个褐色皮肤的姑娘迎上来给我介绍这些画，又告诉我作者是一位多么有名的画家，还给我看一本画册。我翻了翻画册，说：“作者现在在哪儿呢？”褐色皮肤的姑娘便沉黙了，脸色也暗了下来。
2001年9月—2002年8月3日初稿
2002年12月26日二稿
再改于2003年10月24日
定稿于2004年3月